南北文化融合与纳兰性德的词

  纳兰性德是清初三大词人之一，但以其凄婉的词风和真挚的情感在一般读者层面更受关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性德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考虑到纳兰性德的家庭、所受教育、平时交游以及生平履历，王国维的话在微观上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从宏观上看，的确精炼深刻、见解过人。这话涉及满汉文化融合的问题，为我们解读纳兰性德词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纳兰性德作为北方民族的贵族青年，喜欢用词这种带有南方色彩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而且其词哀婉幽怨，令人不能卒读，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南北文化融合的问题。顾贞观为《纳兰词》作序，以为“红豆相思，岂必生南国哉”，已经涉及了纳兰性德词与南北文化的关系。可惜这一问题没有引起进一步的关注。从南北文化交融的视角解读纳兰性德的词，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其一，纳兰性德在词中描绘了江南的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表现了对江南文化的理解与赞赏。纳兰性德主要生活在北方，有不少描写北方景色的优秀词作，其中一些描写边塞的词作更是脍炙人口。但通读纳兰性德的词，发现他描写江南的作品也不少。这些词作往往色彩清丽，笔调轻快，反映了江南生活的方方面面。词中既有“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闲看燕子教雏飞”的田园风光，也有“十里湖光载酒游，青簾低映白苹洲，西风听彻采菱讴”的文人宴游活动。在他笔下，江南的市镇是“烟白酒旗青，水村鱼市晴”，江南的女子是“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均表现出江南优美、悠闲而富足的特点。至于收入《通志堂集》的十二首《梦江南》，更是集中描写了江南地区的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词中虽也抒发思古之幽情，但更多的是对江南景色的描写，透出作者对江南的赞赏。纳兰性德之所以将江南描写得如此美好，除了他扈驾南巡，看到的江南与实际生活有一定差距外，也与他内心对江南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有关。韩菼说他“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江南则为他的“山泽鱼鸟之思”提供了具体的生活场景。他在给好友顾贞观的信中说：“倘异日者，脱屣宦途，拂衣委巷，渔庄蟹舍，足我生涯。药臼茶铛，销兹岁月。皋桥作客，石屋称农。恒抱影于林泉，遂忘情于轩冕。是吾愿也，然而不敢必也。”尽管信中展示的只是一种设想，但其中江南的生活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纳兰性德没有将北方的田猎生活作为自己“脱屣宦途”后的第一选择，而是对南方“渔庄蟹舍”“药臼茶铛”的生活充满向往，这一方面与江南“稻蟹莼鲈，颇堪悦口；渚茶野酿，实足消忧”的物质生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在信中所说“平生师友，尽在兹邦”的人事有关。从中也可见出江南文化对他影响。当然，正如纳兰性德在信中所言，江南生活“是吾愿也，然而不敢必也”。作为满洲贵族青年，他事实上无法真正脱屣宦途。在纳兰性德的内心深处，还是想有所作为，江南生活图景只是他长期在宫禁之地“服劳惟谨”，感觉疲惫时的一种调节而已，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松。他写诗给严绳孙，自叹“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要“吾欲从兹事耕稼”，其实也是说说而已。从本质上来说，纳兰性德内心是属于北方的，他并没有将江南真正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属之地。

  其二，纳兰性德不少词作是为江南朋友而写，表现了与这些江南文人的深厚情谊。纳兰性德出生于贵族之家，又深受信任，担任宫中侍卫，但与其往来较密、交流较多的是几个江南文人。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君所交游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若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宜兴陈维崧，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纳兰性德对朋友是有选择的，从徐乾学的话来看，这些人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俊异”，二是“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从现有的文献看，纳兰性德与他们的交往颇为主动。严绳孙和秦松龄在其合撰的《祭文》中回忆了他们与纳兰性德最初相识的情况。纳兰性德与严绳孙相识是“绳孙客燕，辱兄相招”，与秦松龄相识是“松龄客楚，惠问良厚”，都是纳兰性德比较主动。朱彝尊也在其《祭文》中回忆了他与纳兰性德相识的过程，当时纳兰性德刚登进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书，懿好实多”。这种主动交友的举动一方面与纳兰性德地位较高，心理上有优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希望与江南文人交友、交往的真实心情。在与江南文人交往过程中，纳兰性德能以诚相待，并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力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其中帮助吴兆骞，将其赎而还之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说他善待走京师的“坎坷失职之士”，对他们“生馆死殡，于赀财无所计惜”。这话虽有夸饰的成分，但也反映了纳兰性德对人，尤其对朋友的慷慨与真诚。因此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说，“海内风雅知名之士，乐得君为归”。由于纳兰性德供职禁闼，平时举止小心，时间一长，心理上不免有压抑之感。相比之下，他与江南文人交往时比较放松，可以推心置腹，畅快地交流感情。有些平时不便说的话可以与江南的朋友说，不便做的事可以托江南朋友去做。如他在给顾贞观的信中就谈道“琴川沈姓有女颇佳”，希望顾氏为他留意；他在给严绳孙的信中也谈到自己“胸中块磊，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从某种程度说，他与江南文人的交往，客观上弥补了内心情感的缺憾，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些平衡。也正因为此，他与江南文人的交往很频繁，情感交流也很深入。他不少词作或是为江南朋友而写，或是与江南朋友的唱和，或是由江南朋友引发，这些都在词的标题或小序中明确写明。顾贞观在《祭文》中说他“于道谊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并非泛泛而论。倒过来说，江南文人也将其视为挚友，真心相待。顾贞观在《祭文》中深情地回忆两人的交往与彼此的感情，说“兹十年之中，聚而散，散而复聚，无一日不相忆，无一事不相体，无一念不相注”，可谓情真意切。纳兰性德与江南文人的深厚情谊，无疑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通道。

  其三，纳兰性德的词真挚而哀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兰性德多情善感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与南方文化较为契合。纳兰性德出生于北地，既有豪迈挺特之才，又具南人敏感而多情、善感的气质，这是他能融合南北文化最重要的内在条件。人的性格有多种类型，与南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从大的类型说，南柔北刚、南细北爽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体现了南北方不同地域条件、气候类型对人性格的影响。纳兰性德是满洲贵族青年，性格中自然有北方民族刚性的一面。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说：“容若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韩菼《通议大夫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铭》也说他“上马驰猎，拓弓作霹雳声，无不中。或据鞍占诗，应诏立就”。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形象。但是纳兰性德性格中又有南人多情、善感的一面。他在《渌水亭燕集诗序》中说自己“仆本恨人”，梁佩兰《祭文》也说“公本春人，而多秋思”。从他词的实际影响看，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些真挚、凄婉的作品。赵函《纳兰词后序》说，“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这是他对纳兰性德总体的印象；杨芳灿《纳兰词序》则着眼于词作，以为“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又说他“寄思无端，抑郁不释”，也是看到了作品中善怨的一面；梁佩兰《祭文》则以为“所为诗词，绪幽以远。落叶哀蝉，动人凄怨”。清代以来，凡阅读、评价纳兰性德词作的，基本上都注意到其“凄惋不可卒读”的特质。这也是纳兰性德词留给世人的第一印象。至于这一特质形成的原因，包括其悼亡词哀婉感人的原因，曾有过专门的讨论，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都很有价值，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纳兰性德性格的原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严绳孙《进士纳兰君哀词》中回忆两人最后一次会面的文字：“岁四月，余以将归，入辞容若。时坐无余人，相与叙生平之聚散，究人事之终始。语有所及，怆然伤怀，久之别去。又送我于路，亦终无所复语。然观其意，若有所甚不释者。”此处，纳兰性德重情、善感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性格是他能融合南方文化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朱惠国，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