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郑振铎最冷僻的文学工作

  【光明书话】 

  小说戏曲说唱等俗文学文献，在中国古代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藏家甚少着眼。20世纪初，王国维、吴梅、马廉、郑振铎等一批学者，为了配合学术研究而大力搜访此类古籍，逐渐带动起俗文学文献的整理收藏风气。其中，郑振铎（字西谛）购求戏曲善本尤力，其家藏曲籍被誉为“海内私家之冠”。同时，作为学术与收藏的风向标，郑振铎也是海内外学者与藏家“紧盯”的对象。

  1937年至1945年，郑振铎困守于沦陷区的上海，在炮声动地中，他仍在从事一份“最冷落孤僻的文学工作”：秘密为国家抢救文献，期间自费刊刻了二本曲籍目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下文简称《西谛目》）《西谛所藏散曲目录》（下文简称《散曲目》）。二书由郑振铎亲笔缮写付雕版印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观赏到风格鲜明的西谛书法，而且通过四百余种罕传善本稀本的著录，可以窥见郑振铎作为学术研究与收藏鉴赏大家的风范。在抗战特殊时期，二书的刊印量不到五十册，版本学家江澄波在《郑振铎的访书和编辑活动》一文中提出：“由于流传极少，今后将与宋刊同珍。”这两本与宋版书一样珍奇的木刻书目，兼具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成为“现代善本”的代表性文物。由于发行数量稀少，反而有利于我们一一勘查追踪，在那个音讯难通的战乱年代，谁在收藏与阅读郑振铎？

1.劫火中刊印的善本书目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中，郑振铎寄藏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内的一万数千册书籍，被日军炮火“烧得片纸不存”，所幸一大批俗文学古籍因被郑振铎放于家中而得以幸免。考虑到兵火之下必有书劫，郑振铎不得不为这些珍本寻找稳妥的藏处。他花了十天时间，将家藏戏曲善本整理成《西谛目》与《散曲目》两本目录，并在前书跋语中自述：“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

  郑振铎拿着这两份手写目录，委托刻字铺为其雕版，又将木版送到荣宝斋刷印，先用朱砂印出“红印本”，再用蓝靛刷印“蓝印本”。在炮火连天的战乱中，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地刊印私家目录？其实，这是郑振铎留给未来研究者的索引。目中所录《酹江集》《柳枝集》等明版插图本戏曲，是他十余年苦心搜集的稀见善本，更是“先民精神所寄”，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称赞道：“统观全目，足称大观，亦研究戏曲史之重要资料也。”

  两个曲目也是郑振铎“曾经拥有”的一个纪念。抗战时期，为衣食所迫，郑振铎时不时卖书以维持一家人生计，为此需要编写待售书目。他在《售书记》中说：“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得不割售。”

2.楚弓楚得，古籍留存国内

  郑振铎出让书籍有个原则：“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劫中得书记·序》)即尽量不分割整批藏书，楚弓楚得，古籍完整地保存在中国人手中，如此方能弘扬古籍蕴含的先民精神。有见于大量的中国古籍被劫卖出国，郑振铎多次痛心地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为了避免古籍被书贾卖给海外，他积极地联系国内藏书机构，希望自己的藏书可以归诸公家，日后学者研究这些善本就不用远涉海外。因此今天我们能够查到下落的四十余册《西谛目》，大都藏于国内公家机构和学术同行处。

  郑振铎的学生吴晓铃回忆，1938年冬，路经上海去昆明，“西谛师正处窘境，他把一部‘红印本’嘱我转致当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做主任的朱佩弦（自清）先生，希望由系里选购若干种运到内地保存，免得在上海遭到厄运。当时的联大中文系也是在捉襟见肘地苦熬岁月，没有力量将那批善本曲籍抢救出来”（吴晓铃《〈优语集〉序及其他》）。由于西南联大无力出资购书，这本标注着待沽价目的《西谛目》，后来就一直留存在吴晓铃手中。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西谛目》蓝印本，卷首衬叶有郑振铎墨笔题字“东方图书馆惠存 郑振铎敬赠”，可见他曾与上海东方图书馆有过接触。同一天，郑振铎还将目录赠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号“咏霓”），此本现藏国图，有郑振铎题赠“咏霓先生”的手迹。国图还藏有一册原藏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的《西谛目》红印本，应当也与郑振铎售书相关。1939年秋天，南迁到昆明的北平图书馆，以七千元的价格，购入二目之中最为精华的84种善本，郑振铎自言：“曲藏为之半空，书去之日，心意惘惘。”(《劫中得书记·序》)

  郑振铎在给学生徐微的《西谛目》题赠中明确说：“以朱、蓝二色各印二十许部，分贻友好”，可知1937年《西谛目》初印数在40册左右。《散曲目》数量更少，海内外图书馆皆不见馆藏著录，我们只能在吴晓铃整理的《西谛书跋》中得见其残目。

  郑振铎具有共享学术资料的强烈意识，《西谛目》虽然只印四十余册，却在赵景深《弹词考证》（1938年）、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2年）等同行论著中被引用。令人感慨的是，冯沅君原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北平沦陷后流徙奔波于云、贵、川、粤等地，连绵战火中，这本稀见的学术资料如何从上海辗转来到大后方的冯沅君手中？不禁令人悬想其中的艰辛。

3.战乱中，谁在追索郑振铎

  如果检索海外图书馆目录，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欧美各国图书馆，包括收藏中国古籍最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皆不藏《西谛目》。海外唯一收藏此书的国家就是日本，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天理大学、东洋文库、东京大学等6家机构共藏有8册蓝印本。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是抗敌救亡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还上了日方抓捕进步人士的黑名单，日本所藏《西谛目》，断无可能是郑振铎主动的“分贻友好”，而只能是日方紧紧追索郑振铎的结果。

  《西谛目》书末附有郑振铎写于1937年8月24日的自跋，文末云：“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可以想见，在上海孤岛写下这样的“抗日驱寇”文字，得冒着多大的风险。郑振铎甚至在上海租界的几家旧书店冒险寄卖此书。1944年，他的好友徐调孚在《闲话作家书法》一文中披露：“你如果在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子里买一本《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就可看到他的笔迹了，听说这本书从头到底是他自己亲笔缮写了付木刻的。”这里所说“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子”应系坐落于三马路（今汉口路）西市的旧书店来青阁，店主杨寿祺与郑振铎交往多年，上海沦陷时期，郑振铎“偶三数日辄至古书肆中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西谛书跋》）。

  另一个寄卖的旧书店就是中国书店。金性尧曾在该店购入一册《西谛目》，识语云：“1937年十二月，性尧购于上海中国书店，时首都激战正烈之际也。”此乃带有抗日跋语的初刻蓝印本，金性尧1944年发表的《海外的书市》曾引用原跋，赞赏郑振铎在炮声动地中仍在从事“这最冷落孤僻的文学工作”。

  1939年9月，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学者高仓正三被派驻苏州。他一抵达上海就到中国书店买书，并委托该店搜罗戏曲弹词书籍。正是在中国书店，高仓买到了《西谛目》，1939年12月19日，他致信京都大学的老师吉川幸次郎说：“请允许我通过上海的中国书店给您邮去，以略表薄意。”（高仓正三《苏州日记》）现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西谛目》，上钤“东方文化研究所”藏书章，应系高仓寄至京都的那一本，此本亦见载于1943年《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

  今藏东京大学“仓石文库”的《西谛目》，大概也与高仓正三有关。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在京都大学执教期间曾指导过高仓，1940年1月，高仓在中国书店、开明书店购入一批图书，“里面有些东西是为仓石先生买的”，其中很可能就有《西谛目》。除了帮师友代购，高仓自己也随身带着一本《西谛目》，他到苏州、杭州等地搜购曲籍，均与手头的郑氏目录进行版本比较。高仓正三1941年3月病逝于苏州，他先后6次到中国书店访书，却始终无缘得见郑振铎，然而他又极度渴望获得对方的研究资料，于是只能通过《西谛目》，去揣度学术偶像的藏书与研究进展。此外，日本关西大学“长泽文库”的《西谛目》应系文献学者长泽规矩也托人在上海购入的。长泽与郑振铎在战前曾有频繁书信往来，“七七事变”之后，二人不再有交往，但是长泽一直保持对郑振铎的密切关注（吴真《郑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

  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这三位日本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均曾收藏《西谛目》。由此可见，虽然抗战时期郑振铎处于蛰居状态，然而其研究、其藏书仍被日本同行所注目。据笔者近年在日本访书所见，日本藏8册《西谛目》均为不带抗日原跋的蓝印本，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日方从上海的书店购入的抽去了跋语的“后印本”。

  有意味的是，金性尧在中国书店还能买到带有原跋的初印本，高仓正三到该店却只能买到隐藏起抗日面目的“后印本”。这恰恰说明来青阁、中国书店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在做生意的同时，也懂得保护朋友郑振铎。我们从这一书籍史的断面，可以窥见郑振铎以及书业同人，在抗战时期为了保存国家典籍付出的心血。正如郑振铎《求书日录》所说：“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作者：吴真，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