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23】
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市场神话：1979年，常彦执导的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在当时中国总人口9亿多、电影票价只有五分至三角钱的情况下，创下6亿人次观影、1.8亿元票房的奇迹。影片上映期间，有的影院24小时不间断放映，仍一票难求；有的观众连看八九遍，台词倒背如流；有的地方放映机一亮，万人空巷。
这部电影，单位给常彦发了360元奖金。有人感慨，要是放到现在，常彦就发大财了！他却说：“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我的‘财富’就是观众。”近半个世纪过去，常彦的“财富”依然在稳步增长。在视频网站打开《保密局的枪声》，弹幕评论充溢着网友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情。“背景音乐居然是电子音乐，好有感觉”“谍战题材那些经典手法原来是从这来的”……记者将这些评价给他看，已是鲐背之年的常彦开心得像个孩子：“我当年那些大胆的尝试，居然还能得到今天年轻人的表扬，看来我还没过时！”
何止不过时，常彦一直走在时代最前沿。翻看常彦的履历，他干了不少“第一个吃螃蟹”的事——
1952年，他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摄影专业的大学生。由于自小家境贫寒，只读到高小，文化课基础薄弱，为了弄懂那些艰深的数理化知识，他常常开夜车，一度严重失眠，硬是从入学成绩较差的落后生逆袭成为全校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1956年，他被国家选派赴德留学，在认真研究电影学院教学大纲后，发现和国内学习的内容差不多，果断申请改变留学志愿，到德发电影制片厂实习，将先进的电影技术和制片理念带回国。
1978年，他顶着各方压力，创作当时鲜有人涉及的隐蔽战线题材，并在彩色片占据银幕的年代，用黑白胶片拍摄了《保密局的枪声》。他还破天荒地在电影中表现英雄进退两难的抉择和特务老谋深算的方略，在乌云遮不住太阳的主旋律下，展示正义与邪恶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较量。这样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奇峰迭起的故事情节、焕然一新的电影语言勾勒出了谍战片的清晰形态，为中国电影闯出了一条新路。
之后，他又执导抨击社会不正之风的电影《在被告后面》、在全国掀起一股吉他热潮的电影《路边吉他队》、关注老年人生活境遇的电影《夏之雨，冬之梦》等，先后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业界流传一句话，只要常彦一出手，你永远可以期待惊喜。
梳理常彦的作品，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题材杂。他谦虚地说自己是搞“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实际上，每一次他都打破思想禁锢，将一种风格做到极致，又不固守已有成绩，勇敢走出舒适区，去开创另一种风格。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求新求变是建立在扎实艺术功底之上的厚积薄发。常彦从小爱好文艺，自十几岁入行，不论当兵、求学、工作，书本、画具、乐器不离身，见缝插针、刻苦钻研。什么水粉、水彩、油画、国画，抑或钢琴、提琴、吉他、二胡，“凡材之堪为吾用者，尽力取之，唯恐或后，唯恐不多”。
强烈的求知心态，让常彦练就了能文能武的本领——“文”能编剧、写歌、评论，“武”会表演、摄影、画画，弹奏各种乐器，而且既通又专，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绘画作品曾参加专业展览，还在《桥》《赵一曼》等片中出演角色。这些技能在他体内慢慢发酵，滋养着创作，酝酿着新的可能。同行们对他的评价很形象：“什么‘泳姿’都会，无论艺海哪个区域，都能游上一游。如浪里白条，劈波斩浪。”
求新求变就会面对很多不可控的变数，需要经历比平常更多的艰辛。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为了节省昂贵的胶片，一个镜头只能拍两三次，常彦就尽量把探索的过程放在拍摄前。他经常在家一人分饰几角，反复推演剧本，计算每场戏大概的时间。连当时上小学的儿子都发动起来，帮他掐秒表。
不同场次拍摄同一场景，他每次都不重复，宁愿费时费事，也要选到最理想的位置、角度。为了拍出心里设想的各种高难度镜头，他亲自上阵，攀高爬低，辗转腾挪。比如他想用顶灯不停旋转的效果来表现人物中枪后眩晕的感觉，就举着40斤的机器一遍遍练习旋转着拍摄，引发了强烈的身体反应，也不肯停下来，直到达到目的。
在执导音乐片《路边吉他队》时，他一边高强度拍摄，一边分身创作歌词、指导歌曲录制合成。白天忙完，晚上还得听录音带调整分镜头剧本，标记哪段音乐用在什么地方，从哪句台词处开始，几乎天天连轴转。
年逾花甲，他又投入《多思年华》的创作。以前主要和电影打交道，这部电视剧于他又是全新的领域。新鲜感激活了全身的艺术细胞，使他进入玩命工作的状态，突发心梗，也只休息一下就返回剧组。
这世上哪有什么旷世奇才、天赋异禀，唯有孜孜矻矻，拼尽全力，方能百炼成钢。常彦做什么成什么，把各类题材类型都“玩”得风生水起，实际上是在用一生之芳华酝酿影视创作的美好。
而今，常彦年岁大了，耳朵背了，行动也迟缓了，但他“面对文艺存敬畏之心、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的初心始终未曾改变。扛不动摄像机、拿不稳导筒，他就学起了拼音打字，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敲出了近百万字，出版了《一个电影导演的自述》《常彦电影文论集》等著作。晚年，他不只爱好写作，还喜欢看书，每隔一段时间就买批书回来研究，甚至会虚心地向后辈请教。
他还是不爱走寻常路，即便是接受采访。“我不是老爷爷，我是老三……”在一部介绍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的纪录片里，别人都中规中矩一问一答，他却来了一段情景表演。对记者写的这篇稿子，常彦也有想法：“咱们得说一点儿实用的。”活脱脱像个老小孩。这可能就是艺术“童心”吧，永远求新求变，却又至真至纯。而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常彦其人与作品本身，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创作现象。深入研究，可为中国文艺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李蕾 任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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