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促成沙伊和解 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

  自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沙伊和解的《北京声明》后，不仅长期不睦、断交达七年之久的沙伊关系迅速回暖，双方正积极为尽快恢复外交关系频繁互动，而且其外溢和延展效应正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注入强劲动力。地区各方特别是伊朗与海湾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埃及关系缓和的步伐都不断加快，受沙特和伊朗影响的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也明显降温。

  因此，中国成功斡旋沙伊和解，不仅正在通过沙伊和解带动海湾和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而且正在改变长期以冲突对抗为特征的地区政治格局和战略文化，并使中国长期推动的和平发展、协商对话、包容互鉴等理念和实践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选择，并有望使缓和与发展成为持续深化的地区潮流。

沙伊和解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注入强劲动力

  长期以来，冲突性、对抗性是中东地区格局的特点，中东地区也成为当代世界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发展缺乏应有的和平环境。对抗思维、安全困境、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进而使中东国家缺乏互信，严重制约了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区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并呈现出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代理人化等典型的身份政治特征，形成了民族、教派等矛盾相交织的集团对抗，其主要矛盾包括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对抗，土耳其和沙特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与“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对抗。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土耳其与沙特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长期博弈，地区大国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的代理人博弈都是地区大国对抗的集中体现。

  因此，中国促成的沙伊和解以及当前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关系的持续缓和，有望使“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两大地区矛盾得到缓解，并有利于地区国家内求发展、外求缓和的潮流，进而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

  首先，沙伊和解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海湾和中东地区的结构性矛盾。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对抗构成了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特点，双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双方关系持续紧张，直至2016年断交，双方还在巴林、叙利亚、也门展开代理人竞争。

  2021年以来，均在内政外交上陷入战略透支的沙伊双方出现关系缓和迹象，并在伊拉克进行多轮对话，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沙伊双方才最终在北京实现和解。因此，尽管沙特和伊朗有改善关系的内生动力，但中国无疑为双方复交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沙特与伊朗和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带动了伊朗、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缓和，各方改善关系的步伐在不断加快。此外，双方和解也将对双方长期争论的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热点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土耳其和沙特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关系正在全面缓和。

  从穆兄会在埃及短暂执政到塞西领导军方废黜穆兄会的过程中，土耳其、卡塔尔选择支持穆兄会，而沙特、阿联酋则选择反对穆兄会、支持塞西政权，并成为影响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重要因素。自2021年以来，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的关系开始缓和，特别是2022年以来，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领导人频繁进行高层互访。最近，在沙伊和解加快之际，土耳其与埃及改善关系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因此，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两个地区大国已把缓和、对话作为对外政策的主基调，这必将带动地区国家关系的持续缓和。

  此外，沙伊和解也有利于推动和深化中东地区国家的发展转型。中东地区国家一直在探索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发展道路，但其现代化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当前，寻求转型发展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共同选择。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土耳其和伊朗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发展愿景。因此，沙伊和解及其经贸合作的开展，无疑能够为中东国家的发展与合作开辟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渠道。

高度契合中东国家需要是中国中东外交的成功之道

  目前，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战略界仍习惯于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解读沙伊和解，并把中国斡旋沙伊和解视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上升，并严重削弱美国中东霸权的重要标志，以及中东地缘政治变动的重大事态。但就本质而言，西方显然难以理解中国促成沙伊和解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采取了与西方中东战略和中东政策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并不同于西方娴熟的分而治之、联盟政治、阵营对抗、民主改造、代理人战争等贻害无穷的做法。

  长期以来，由于深受殖民主义历史遗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内部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冲突性的特点。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时期的分而治之，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主义的委任统治；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格局下的阵营对抗和代理人战争，到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下的“民主改造”和反恐战争，特别是冷战后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都是西方大国干预与中东地区内部矛盾叠加的产物，也是中东地区格局依附性、冲突性特点的具体表现。

  在依附性和冲突性的地区格局下，中东国家发展缺乏自主性，更缺乏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与地区机制，进而形成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长期恶性互动，即地区国家重安全轻发展，导致安全困境制约、掣肘发展，而发展缺失又加剧安全困境，这也是中东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猖獗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当前，中国之所以能够促成沙伊和解并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注入新的动力，并没有外界和舆论猜测的灵丹妙药。其内在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与中东各方相互尊重、守望相助的历史友好，构成了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的深厚基础；而新时代以来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等外交理念和实践，特别是近两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与长期饱受战乱对抗、民族冲突、宗教争端、文明隔阂困扰的中东人民的需求高度契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不断增强。在政治上，中国同时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保持友好合作，与十多个中东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尊重中东国家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尊重中东的文明多样性，积极与中东国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开展多领域“民心相通”，成为文明互鉴的典范。在安全领域，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发展促安全的中国理念，积极在维和、反恐、反海盗等领域维护中东安全。在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

  总之，中国的中东政策也恰如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的讲话所言：“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习近平主席还明确宣示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简而言之，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公平正义、包容互鉴是中国能够斡旋沙伊和解，推动中东地区关系缓和与发展潮流的内在原因。

  反观近几年的美国，不仅通过强化对伊朗的威胁挑拨和激化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拼凑对抗伊朗的“中东版北约”，而且利用局部战争和地区危机大肆销售军火，如利用沙伊对抗向沙特的大规模军售，利用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两面通吃的做法，都对地区形势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就在地区国际关系迅速缓和之际，美国于3月23日再次对叙利亚东部的伊朗目标进行空袭，其目的无疑在于通过向伊朗施压促其反弹，进而破坏伊朗与地区国家关系的缓和，并为沙伊和解带来的地区国际关系缓和制造障碍。由此可见，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二十周年之际，美国仍未汲取其中东政策的教训，这也是其难以理解中国和中国中东外交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刘中民，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