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铭华章

  【光明书话】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鹏宇博士要出版一部有关汉镜铭文的书，早有耳闻，期待已久。当我终于收到鹏宇寄赠的大作时，厚墩墩、沉甸甸的一部书拿在手里，让人感到震撼。《汉镜铭文汇释》包括代序、凡例、正文、简称表、参考文献、后记、汉镜图等七个部分，共计70万字，610页，其中最后60页为铜镜图版，单色印刷，16开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知名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亲撰一文代序，题目为《守正拓新，推进汉镜铭文研究》。文中不仅回顾了汉镜铭文的研究历程，而且从学术、应用、社会价值三个方面对《汉镜铭文汇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收集资料目前是最多最全，充分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其出版有利于填补学术界的研究空白。通览全书之后，可以感觉到孔先生的评价十分中肯，并非溢美之词。此书作者用力甚勤，对汉代铭文铜镜资料做了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选题，这无疑是个老题目，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本书作者以其超人的胆识与气魄，敢于选择汉代镜铭这样一个传统题目，甘于寂寞，广泛收集资料，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并屡有创见，达到了超越前人的高度，令人敬佩。

  其次，《汉镜铭文汇释》一书收录的汉代铭文镜资料，的确是目前所见同类论著中数量最多的。全书共计著录了多少种镜铭呢？书末最后一个镜铭编号为4177，除去前、后重出资料，著录镜铭大约在4000种以上，蔚为大观。实际上，作者收集的资料远远超过4000面铜镜，因为同一种铭文下可能有许多面铜镜。例如“长宜子孙”铭，仅一条铭文涉及的镜子可能就超过上千面。若遇到此类情况，本书只在出处摘录了数十面。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资料收集阶段，作者检索的汉代铭文镜资料达到一万面以上，其工作量之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再次，此书充分凸显纪年镜的学术价值。全书分为纪年镜、非纪年镜两大部分。纪年镜部分收录117种，其余为非纪年镜。纪年镜具有分期断代的独特价值，一向为学术界所珍视。该书作者特意将纪年镜资料集中起来，置于书前，足见其重视程度。对于非纪年镜的著录，则根据每种镜铭的具体情况，先简述其基本信息，再列出词条，反映作者具备严谨缜密、有条不紊的专业素养。将两类镜铭资料分别记述，突出纪年镜的重要性，并构筑起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汉镜铭文著录体系框架，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创新点。

  最后，在著录部分条目的过程中，作者注意总结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于某些镜铭给予新的解释。例如第18页，在100号镜的简注中，作者指出：“至迟到建安二十年，此类神兽镜的铭辞中不再像过去仅记年月日而开始附加干支，在叙述内容时从以描述纹饰中神像、神兽为主，转向以与纹饰毫不相干的祝福吉语为主。”在102号镜的简注中，对于镜铭中的“五马”一词，作者认为：“五马，一语双关，五马既是财富的象征，又代指二千石的高官……汉代因太守所乘之车用五匹马驾辕，故五马可代指太守的车驾。”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下大功夫整理数量庞大的镜铭基础材料，条分缕析，而且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善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对其进行初步探讨，反映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近十年来，本人对汉镜铭文研究有所涉及，略谈三点，作为补正。一是《汉镜铭文汇释》第1页左栏著录1号西汉永始二年镜，为1996年1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配合洛阳市车站公安分局宿舍楼基建发掘新莽墓96HM267时出土的，同年《文物》第7期刊发了该墓的考古简报《洛阳五女冢267号新莽墓发掘简报》。除了公布西汉永始二年镜拓本之外，在这一期《文物》封二上还发表了此镜的彩色图版。简报结语未对此纪年镜作出评价。2013年，在编撰《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西汉纪年铭文镜的比较，笔者在收录于《洛镜铜华》中的《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述论》一文首次提出：洛阳五女冢新莽墓出土西汉永始二年四神博局镜“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时间、地点的最早纪年铜镜”，从而将中国最早的纪年镜出现时间由西汉居摄元年（公元6年）提前到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

  二是《汉镜铭文汇释》第2页左栏谈到的4号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新莽始建国二年镜，据此书记述：“‘葆子孙’之‘子’字右下角似有重文符号，又似锈痕，仅据拓本不可定，故暂依沈令昕先生释文。”根据笔者在国博“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现场实地观察，并结合高清晰图片分析，证实确为重文符号，不是锈痕。

  三是此书第4页左栏收录的17号东汉永元五年镜，孙机先生早已指出为后世仿品，笔者亦曾于2014年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见到实物，确为仿品。

  以上是笔者对《汉镜铭文汇释》总结出的四个方面特点，并做了三点补正。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部长达70万字的巨著绝非完美之作，也有瑕疵，不一而论，仅略举数例“硬伤”。如凡例第2页第5点，“主要内容”误写为“主要内外”；参考文献，只有四个部分，最后一部分本该是“IV”却写作“V”；正文第2页脚注，《文物参考资料》误写为《文物参考数据》；第5页右栏，24号镜简注第二行，“民国所出之镜”后面多出“与”。上述错误期待在未来的修订本中得到修改。

  综上所述，《汉镜铭文汇释》是一部关于两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的佳作，代表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汉镜铭文释读与研究的最高水平，期待学术界同仁予以充分关注。

  （作者：霍宏伟，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