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重在预防 要在管理

  【绿色发展·大家谈】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这表明，国家安全是全面、系统的安全，是共同、整体的安全，应强调大安全理念，包括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领域。其中，生物、资源、海洋等属于生态安全范畴。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各种累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风险进入集中高发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多种压力叠加的关键突破期，恢复“绿水青山”变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全党、全国上下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祖国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34.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重提高到87.5%；顺利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州、盟）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城市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些进展充分彰显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踔厉奋进，力图做到以高水平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不过，我国生态安全仍然面临许多重大挑战，突出表现为突发性、复合性、累加性生态风险事件高发、频发，如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生物入侵等，以及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工业三废和生活三废、大气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依旧非常严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这表明，生态安全重在预防，要防范一切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以尽可能减少生态损失。因此，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下，加快完善国家生态安全预防体系，敦促各级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国家生态安全危机预警体系。在国家层面做顶层设计，全面统筹规划生态安全，把分散在各个领域的生态问题归总纳入全面防治体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从全局立场思考解决方法。制定系统化的预防机制，强调生态安全的引领性和优先性，从事后的末端治理转向事前的源头预防。提高生态安全预警响应速度，厘清生态安全风险标准和系数，从规避“危险”转向规避“风险”，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以增强生态安全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与高效性。

  其次，把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压实落细。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首创的一套国土空间管理模式，其实质是构建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对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从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可通过建立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加强监测数据的集成分析和综合应用；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流程，及时发现生态破坏问题并监督整改落实；强化生态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全面掌握生态系统构成、分布与动态变化，及时评估和预警生态风险，遵循管理决策科学化原则，筑牢生态保护红线。

  再次，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与担当。保护生态安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由于短期看不到成效，地方政府容易缺乏足够的动力，甚至形成推诿、拖延、敷衍的态度。可制定生态保护长期目标，按照中短期规划层层分解、推动落实，形成可延续、可操作的长远战略部署；同时，将生态安全保护纳入地方考核，建立评估体系和激励机制，由生态环境部负责监督。地方政府需认识到，国家生态安全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此，应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算综合账，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把生态安全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上，做好规划与评估，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最后，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生态安全问题的形成、认识和治理需要较长时间，且生态系统往往比较脆弱，一旦放松治理很容易反复，导致前功尽弃，所以需要坚持长期治理、常态化管理。为此，需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机制，对各领域生态安全问题分门别类地认真研判、精准治理、“对症下药”，尤其要强化科技支撑力量。可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科研院校、信息科技平台、环境污染治理公司共同参与，加快建设生态环境“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将全国生态环境数据统一汇总，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深入挖掘分析；动态监测生态环境风险信息及风险源，推进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工作的网格化水平，提升风险治理的应急处置能力，扩大智能监管的社会效益。

  （作者：车放，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