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外交的霸权实质

  目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正在日内瓦进行。会议召开期间，美国于3月20日发布了《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引发多国不满。墨西哥总统洛佩斯22日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有关墨西哥的人权报告“毫无价值”，其中一些内容公然违反国际法。洛佩斯表示，这份报告仅由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小部门”制作，并无依据。美方擅用诽谤等手段，仍不改陈旧、过时的政策，继续“介入他国公共生活”。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范秋姮23日表示，美国《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罔顾越南人权情况的事实，作出不客观的表述，越南对此表示遗憾。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安速强23日批驳称，该报告存在偏见和政治动机，暴露了美国赤裸裸的“美式双标”。

  发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是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一项政府行为。美国政府声称，这是其所谓“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工作之一。报告根据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收集的情报，以及非政府组织、媒体报道和其他来源，对每个国家的人权记录进行“详细评估”，包括上一年度出现的任何重大发展或挑战，并向各国提出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容上，报告所覆盖的问题及其详细程度往往取决于美国与被涉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报告可能会更关注美国的竞争对手或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报告会突出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国家取得的积极进展和进步，比如北约成员国。因此，很多国家批评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行径，发布这样的报告，其动机更多的是美国对地缘政治优势的渴望，而不是真正关心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显然，美国也知道这种批评声音的存在，但仍一意孤行。2017年，在一份泄露给媒体的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布赖恩∙胡克就说，美国应妥善运用“人权、促进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作为“向美国的敌人施压，与他们竞争，并使他们屈服”的工具。

  美国人权外交的更深层次原因可能要归结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例外主义。例外主义是美国塑造其国家身份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例外主义是一种“道德优越感”，它认为美国是一群由“天选之人”（清教徒殖民者）建造的“山巅之城”。这种“道德优越感”在十九世纪开始与美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紧密地联系起来：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美国有监管西半球（主要指美洲大陆）事务的“特殊责任”。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例外主义受到全球形势变化的影响而继续发展。在将其精力短暂集中于处理国内问题而非国际事务后，美国在二战后一跃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大国，重新将自己视为拥有独特价值观的国家，并试图在全世界传播。

  在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将人权问题作为遏制苏联影响、扩大自身影响和实力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以“促进有关地区的民主和稳定”为借口，向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61年，肯尼迪政府成立美国国际发展署，通过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美国人权价值观和国家影响力在这些国家的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机构的资助对象逐步扩展至人权非政府组织。当然，这些受捐赠的人权非政府组织也会对美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但在美国看来，将美式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渗透进这些组织更为重要。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建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公共外交办公室，该办公室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在美国内进行所谓的“白色宣传”，以期影响公众舆论，促使国会继续资助里根政府针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军事行动。同时，该办公室通过暗中向记者泄露情报，捏造尼加拉瓜的“威胁”，并将与尼加拉瓜政府作战的“康特拉”武装组织神圣化为“自由战士”，为其提供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但对后者实施的、经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的案件中认定的杀害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对平民进行酷刑和肢解、摧毁平民财产和基础设施（包括房屋、学校和医疗诊所）、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

  冷战结束后，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及其盟友以保护人权、防止或制止国际罪行为由，动用军事力量对包括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以1999年美国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为例，为期78天的空袭造成大量基础设施被破坏和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这是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当时的主权国家南联盟使用武力，而美国没有为这种无视国际法、公然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为美国数年之后以类似借口非法使用武力（比如2003年对伊拉克和2011年对利比亚等国进行军事干预）制造了先例。美国一再辩称，制裁是解决侵犯人权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全面制裁还是定向制裁，最后的结果都是对被制裁国的人民的人权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如食品、药品和清洁水。此外，制裁还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在其对外政策中，美国毫不掩饰以人权价值观为说辞追求自身利益。比如，在对待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态度上，美国往往不愿意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充分接触，并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合作和协作之上。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曾长期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德沃德∙桑迪弗曾表示：“（美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同意人权原则，但不接受强制执行措施、任何形式的司法审查，不接受可能最终产生具体义务的具体语言。通过这种方法，强国仍然可以在外交政策中促进人权，迫使其他国家尊重人权，而自己却没有义务采取任何损害利益的行动。”美国显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冷战期间，美国经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联合国人权机制，认为它们被反美势力所支配。

  冷战结束后，美国表面上变得更愿意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但仍对其持怀疑态度，甚至经常批评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方法。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以对以色列的偏见和人权问题的政治化为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尽管拜登上台后，美国又重返人权理事会，但这种反复本身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人权领域的信誉，更加坐实了外界对其虚伪和自私的批评。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傲慢与霸道的人权外交，那么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必然会不断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批评就不会停止。

  （作者：田立，系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