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五千年,无论由简入繁——从刻画符号到大篆石鼓,还是由繁复简——由篆向隶,又从章草向楷书进化,基础理论总是若隐若现,且须臾难离。初唐四家楷风严谨,李邕变右军笔法独树一帜,以至颜筋柳骨,书法成了盛唐气象重要标志,其中,孙过庭、张怀瓘的理论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纵览唐代书史,难觅孙过庭、张怀瓘的踪影。孙过庭英年早逝令人唏嘘,张怀瓘无书法作品存世,二人的理论建树却令时人与后辈心悦诚服、倾心推戴。孙过庭的《书谱》融汇初唐以前五百年书法理论成果,张怀瓘以《书断》名世,“自然感化说”承应孙过庭的“书德论”,为后世演绎成“书教论”,已融入思维、进入血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孙过庭:推“今草”开笔法之门
孙过庭以《书谱》名世,短短三千七百余言,字字珠玉,熠熠生辉。书法历经商代甲骨文的稚拙期,先秦大篆与秦代小篆的篆书期,再到两汉隶变,实用与尚美并存,进入艺术期,终至魏晋南北朝士族精神介入,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诸体演变完成。历览前代书史,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推崇大王。初唐四大家虽未完全脱出二王媚逸遗风,但各具特色各有创新。盛唐张旭、张怀瓘、颜真卿出世,书法与诗歌绘画相辉映,此时的书法,突破模仿王羲之的旧传统。“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一语,体现了孙过庭的书法观,法古而不泥古,以传承促创新。笔墨当随时代。
《书谱》以相互联系的书学观念,形成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框架,似漫漫缓坡兀然隆起的山峰。孙过庭的理论贡献有三,其一,冲破了行楷的束缚。唐代书法的繁盛难脱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动,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与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得以尽显,线条堪比舞乐,情感抒发到极致。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法从于心依于理,必进乎道。此时的六朝书论蓄势待发,以自然意向或比兴而赋或无序生长,鲜有逻辑层面的理性总结。孙过庭在效法二王的同时,以“今草”破锋,自开笔法之门,二王之外,再开草法户牖。所著《书谱》,成为盛唐书法理论奠基之作。唐楷书家大都有端方正直的品格,受孙过庭影响,涌现了褚遂良、颜真卿等名家,敢于在沉闷局面下横刀立马开宗立派,格局刚正硬朗且清劲绝俗,节操雍容大度又端严雄浑,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其二,框定了书法的功能。书法是书写艺术,兼具实用与审美,勾连文字与绘画。书法依托文字追求审美,不但审美有别于绘画,且文字也必须脱离实用。汉字的结构里蕴含具体而充实的审美空间。《书谱》首次厘定了书法的纯艺术功能,并对其情感表现做了一步到位的阐释。点线成了情感符号,笔画成了情感音符,点点线线皆成浸透情感的艺术语言。通过狂草,孙过庭演绎了书法的点线组合与形象塑造的无限可能性。自东汉以来,草书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向日渐明显。“镕铸虫篆,陶均草隶。”虫篆流行于春秋战国,草隶则是秦汉之交篆书向隶、草转变时的书体,近似今天的章草。篆、隶、行、草四者间是融通的,隶、篆写快以后,会不由自主地写出近于章草体的过渡字体。其三,明确了书法的定位。书体依托字体,二者演进以东汉为交接点,扶持递进,相互依存,重合统一。一些字体如篆、隶、楷等已基本成型。而书体也自成一格,形成如欧、苏、赵等自家风貌,不再影响字体。汉字与绘画的亲缘关联密切。无论仓颉的“睹鸟迹以兴思”,还是后世蔡邕的“纵横有可象者”,甚或当今书坛的形象、意象、具象、抽象之论,总之书法从未真正脱离绘画的空间造型特性。“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孙过庭对这一艺术现象所做的理论概括,既承接中国艺术史上的“字如其人”,也契合法国艺术家丹纳所主张的“风格即人”。通过书法,敦教化、美人伦、移风俗,暗合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德论”。
张怀瓘:尚“自然”启理论户牖
张怀瓘虽为宫廷书家,置皇帝推崇于不顾,于“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自开理论户牖,成为“自然派”的倡导者。体大思深的《书断》上中下三卷,以及《书议》《书估》《六体书论》《文字论》《评书药石论》等论著,倡导以自然为师,从自然中体察美并收获灵感,进而摆脱姿媚时病。张怀瓘流传下来的史料也不多,曾自诩其草书“数百年内,方拟独步其间”,其真书与行书堪追虞(世南)褚(遂良)。今天追述起来,孙过庭的理论建构颇具奠基意义。张怀瓘的书法本体、艺术客体等体系建构前无古人,内容涉及技法、美学与哲学,承继二王又不被其所囿。“元常专攻于隶书,伯英独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羲、献兼之。”张怀瓘《书断·评》援引孙过庭《书谱》中的名句,演绎孙张二人对书法“融通”这一本质特征的共识。
在张怀瓘眼里,书法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使天地人三者相贯通,书法所依仗的文与字各有所指,且互为表里。“文”充当客观存在的外现。日月星辰是“天”的外在形式,山岳河流是“地”的外在形式,宫殿城池和仪礼制度则是“人类社会”的外在形式;而“字”则是书法的存在形式,依原始现象而成文,图形相互组合而成字。因而书法成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显现,是超功利的高雅艺术。张怀瓘不认为书法是单纯的写字,“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强化纯艺术,以承接书法的内在精神。张怀瓘的《书断》上接庾肩吾的《书品》、李嗣真的《书后品》,下启朱长文的《续书断》、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张怀瓘遵循艺术美学规律,厘定书法的纯艺术特征。书法靠点线笔墨合成艺术语言,但其作为纯粹的形式艺术,仍体现着书者的内在精神。
以自然为师,成就书法艺术的大道。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顺了画家心灵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画追求齐白石所描绘的“似与不似”的中间状态。因此,一流画家必须要用心灵去贴近自然。书画同源。“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的话被后世书家奉为书法创作的圭臬。书家必须善于从大千世界汲取自然之美,熔铸入书。同时,自然意象及所营造的情境又会对心灵产生影响,心灵也得以净化。张怀瓘为书家开出的“药方”,散见于其相关著述与书论。一流书家要向自然学习,善于从大自然中汲取形式之美;二流书家向古人学习,但也要先学习自然,之后才是临摹;三流书家才直接向“钟王”学习。
双峰并峙:奠基中国书论大厦
孙过庭的理论自觉秉承庾肩吾、李嗣真等人,其草书以法致道,既得益于张芝草书的“得易简流速之极”,重视抒情写意之审美;也汲取飞白草书之营养,强化刻意求工之唯美。孙过庭的《书谱》并未引起唐人的重视,这或许因为正统书史观让同代人的见识受到了束约。但从长远来看,孙张两人共同擎起了唐代书法变革的火炬。当书体完成艺术化转型后,亟须有人对唐以前书法进行总结梳理。历史关头,孙过庭交出了答卷。张怀瓘虽无作品存世,但作为生活于盛唐的理论大师,其传世著述的字里行间,也昭示着他与前辈书人的心有灵犀,与孙过庭相呼应,形成接力效应。很难想象,如若没有孙过庭和张怀瓘,盛唐书法能否繁盛半个世纪,甚至难以预测宋代书法又会走向何方。
孙过庭的《书谱》既为草书名帖,述书体源流、析书道妙谛,又均鞭辟入里,以致后人每每谈及,皆有清人王文治之感慨:“墨池笔冢任纷纷,参透书禅未易论;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在中国书法“以法致道”的道路上,少不了张怀瓘、孙过庭两位书法理论家的秉烛映照。唯其如此,才有李邕、颜真卿等书家在唐代第二次书法变革中脱颖而出;推崇钟、张、二王,也可以“违背”四贤,前提是“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进而才有违背之后的“无失”与“尚工”,以适应书法审美流变,树立起与姿媚相颉颃的标杆。
(作者:王福州,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