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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0日 星期五

    春节从何时开始

    作者:韩小蕙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0日 15版)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年年雪色,岁岁春节。

      一直干旱无雪的北京,终于在除夕晚上飘了一阵小雪花,象征性地宣告雪姑娘来了。

      初一起大早,从高层窗户向外望去,太阳还在薄云里躁动,寂静无风。下面的几处房顶上,东一鳞西一爪,静静留着一小片一小片雪姑娘的脚迹,给节日平添了肃穆的妆容。

      记得是在前年,一文友写了篇散文,叙述他的家乡晋东南,年年从冬至这天开始,乡亲们便为春节忙活起来。各种习俗、民俗,各种规矩、讲究,也都像雪地上的小兽一样活跃起来,五花八门,鲜艳得像丰收的菜园般,红彤彤的是辣椒,绿莹莹的是青菜。文章是佳作,但原来的题目是“说春节”,直白且大众化,我嫌太普通,遂给改成“春节从冬至开始”。我一直为此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修改收获了画龙点睛之妙。

      可是今年春节前,我对这句话忽然有点二乎了,对天下人的春节都能这么概括吗?

      我想起了自己当青工时过的春节。

      那时我十六七岁,已经在北京某著名电子大厂上班,也即是成年人阵仗里面的一员了,不像今天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还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我的师傅们当时也就三十三四岁,都有了丈夫和孩子,在我眼里,她们更是像六月里黄澄澄的麦子一样,名副其实是成熟的社会人了。

      我们是个小班组,除了我和另一位小青工,还有12位师傅,都是女的,基本上是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位高中毕业,在当年就算是高学历工人了。她们都是1956年和1958年进厂的,年龄刚好是我们这些1970年进厂的小青工的两倍,一个个正处于风华正茂的人生阶段,带着小青工亦师亦大姐,我们跟她们说话都尊称“您”。那时我们家的情况是,父亲在江西五七干校锻炼,母亲在北京郊区农村下放,哥哥姐姐在山西、陕西任职知青,北京城里就我一人留守。吃饭不成问题,我从小学起就学会做饭了,包子、饺子、面条、烙饼都会做,但我懒,好在也不馋,平时吃工厂食堂,周日凑合。好几位师傅就叫我去她们家吃饭,我哪儿好意思啊,那时师傅们才挣40多块钱,上养老下哺小,家家的日子都像老人的手一样皱巴。

      君子远庖厨,懒虫不起灶。当时我最缺乏的不是吃,而是家教和社会经验,师傅们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比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就是徐师傅讲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若头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是阴天,月亮上的嫦娥和玉兔都没出来露面,那么下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就一定会下雪。把我听愣了,心驰神往,恨不得立即飞到元宵节去验证一番。

      就此,我的春节之旅就开启了。

      而我师傅们的春节,大抵是从10月份开始的。由于从10月到春节之间再没有节日假期了,所以师傅们往往从彼时起,就开始言谈起春节的话题,盘算着春节的年货怎么筹备,老人孩子的新衣怎么添置,家里的棉被怎么增补,窗户纸买哪种的比较耐用和美观(那时大多数人还住平房,窗户不都是玻璃的,还有用棉纸糊的),门联请谁去写……嘴快的已经在请教别人,手快的更是已把本月的点心票、油票、鱼票、肉票换成春节那个月的了。

      我也在师傅们的指点下行动起来。因为春节里,父母哥姐都会回北京过年。

      我们家不是老北京,父母都是随他们的父辈来北京定居的,来北京后基本上就没离开过学校,所以他们对真正的老北京风俗,对老北京的四合院文化,对老北京百姓的生活、语言、喜怒哀乐并不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住在协和医院宿舍大院里,那里的语言体系与胡同里四合院居民的完全不同,说的基本都是报纸上、广播上和学校里教的“正统话”。比如,若大人问小孩子“将来长大以后,想当医生还是工程师”,孩子们的回答,一般都会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在我进工厂之前,我以为全中国、满北京的人,都是如此生活着呢。

      进了工厂以后,我师傅们说的话,却是另一套话语体系。比如关于春节,各位师傅讲得如天女散花,把我惊得一愣一愣的。像“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团圆闹一宿。”那时的我,头上还梳着两条过肩膀的辫子,真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竟然还傻乎乎地问:“为什么杀公鸡呀?不能杀母鸡吗?……”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屋里只有我和关师傅,这位号称“万事通”的师傅一推眼镜,给我讲起一些闻所未闻的老北京风俗。比如说大年三十除夕夜,要把家里的坏鞋扔出去,谐音“驱邪”;大年初一不扫地,不倒垃圾,不洗衣服,以免破了财气;立春这天要吃春饼,而且要卷成一个直筒,从上到下吃完,这一年就会有始有终,风调雨顺……

      这些“冷知识”,对我来说,就像在阳关大道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旁门左道,令我不知所措。在我们那个革命家庭,从小到大,父母的口里从未有过这样的奇谈怪论,连邻居家也没有,所以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美丽。关师傅见此,赶紧涩笑了一声,加上一句“革命大批判”的后缀:“嗨,这些北京老话,现在都属于封建迷信,今天不但没人信了,还要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

      然而革命化春节是什么样的,怎么过,谁也说不清楚。有人提出取消节日的三天假,加班加点在工作岗位上过春节,幸好国家没有采纳,终归还是依照老例放假三天。肉还是在卖,鱼还是在卖,尽管要用票证买,排大队。但春节就是好,给全北京市民加供了半斤花生、三两瓜子。二十三过小年时,糖瓜儿也还有卖的,一个个乒乓球大小,小灯笼般的艺术造型,真惹得人心里痒痒的。而更大众化、价钱更亲民的,是被俗称为“关东糖”的麦芽糖,它们呈棍状,有大人的中指粗细,两三寸长,在小年这天,家家孩子都会举着一根两根的。女孩儿一般都会吮着吃,多甜上一会儿;性急的男孩儿“咔咔”几下嚼个嘎嘣脆,然后就疯跑去了。

      过了小年,我的师傅们话就多了起来。互相通报着哪家肉铺的肉新鲜,哪家纸店的红纸又结实又便宜,于是大家伙儿就相约着星期日一起去看看。到了下周一,师傅们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唉声叹气,报告着自家昨天采购的种种情况,像反刍的牛儿们一样,细细咀嚼着每个细节,继续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

      奇异的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腊月二十八九的时候,车间里最漂亮的一个女青工来我们班组送信儿。她瞪着好看的杏核眼,传递的消息是:“你们不知道现在什么最难买吧?告诉你们吧,是豆腐干、素什锦,得早晨五六点钟就去排队……”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都过去了,经过了千山万水,踏过了大江南北乃至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岁月迢迢,世事渺渺,但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却一直躺在我的记忆里,梦着。

      关于工厂春节的点点滴滴,我最美好、最温馨、最神圣的记忆,还要数大年初一的正日子。这一天,师傅们三五成群,到各位亲密的工友家拜年,这是一年之中最不可或缺的礼仪,连我这个小青工的家也不落下。一般进门后,先向家里的长辈问好,拜个吉祥年,然后象征性地吃一把花生瓜子儿,那是家家主人早已摆在桌子上的。唠几句家常话,我父母真诚地向师傅们表达感谢,并请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对我严格要求,该批评就批评,有错误就纠正……哈,又是我们革命家庭的话语体系。我在一旁直冒汗,师傅们礼貌地听完,鸡啄米似的点点头,然后起身告辞,赶去下一家,我也赶紧穿衣戴帽,加入拜年的行列中……

      可惜,后来我离开了工厂,失去了这份暖心的待遇。更可惜的是,有了电话、网络、手机后,上门拜年的北京“老礼儿”,便由它们代劳了。那些摆在桌上的花生、瓜子儿和红红绿绿的糖块儿,也被冷落得像李清照笔下的寂寞愁绪,蒙上了一层凄凄惨惨戚戚的惆怅。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吗?我说未必,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定在某一年的春节,伴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拜年的人流又会红红火火,在京城涌动起一条条巨龙!

      因为,我们的春节,从虞舜时期就开始了。

      (作者: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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