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的航海活动与海洋想象

  连通地中海、红海和尼罗河的地理位置，赋予埃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航海技术。他们开辟的航海路线与尼罗河水道以及境内外陆路共同组成了人类早期历史上最复杂的海陆交通网络之一。

  古埃及人海洋航行所获得的主要物产是木材和香料。木材沉重，只有在具备航海能力并开拓相应的海洋贸易路线后才能够便利运输。经海路输入埃及的木材在社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尤以产自黎巴嫩的雪松为贵。古埃及人偏好使用雪松制作船舶、家具、雕像和棺木。这种木材香气浓郁，与埃及本土产树木相比，更为轻便耐用、不易腐蚀，是造船的极佳原料。自第一王朝起，王室墓葬中已使用西亚进口的木材；帕勒莫石碑中提到，第四王朝时期有“装满四十艘船的针叶林木”输入埃及。在新王国时期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中，一幅塞提一世浮雕展现了黎巴嫩王子率众砍伐、拉曳树木以向古埃及进贡木材的场景。

  香料是地中海文明圈贸易的重要商品，古埃及人举行神庙祭典和丧葬仪式时需要消耗大量香料。据艾德福神庙、费莱神庙墙壁镌刻的铭文记载，乳香、没药、肉桂和小豆蔻都是制作香膏、香水的重要原料。代尔·巴哈里的哈特谢普苏特祭庙浮雕刻有船员用筐运送没药树的画面。除香料外，古埃及人还从蓬特带回了乌木、树脂、象牙、豹皮、长颈鹿等异域珍奇。图坦卡蒙墓中的小型座椅就是乌木所制；长颈鹿常作为宠物豢养于王室动物园中。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主导的海洋航行促进了北非与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交流。

  19世纪20年代商博良破解埃及语以来，人们对古埃及人航海活动的认识几乎全依赖于文献和图像，缺乏实物证据。有学者甚至认为古埃及人只能在尼罗河上航行，而无航海能力。但近来的考古发现不仅用实物证明了古埃及人的航海水平，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其航海活动的认识。

  从2001年起，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机构合作对红海沿岸的格瓦西斯港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地质探测表明，掩于尘土中的遗址在4000年前地处一个面向红海的海湾，古埃及人在中王国及新王国前期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将之作为港口。发掘出的森努斯瑞特二世、森努斯瑞特三世、阿蒙内姆海特三世、阿蒙内姆海特四世统治时期的铭文，记录了十余次古埃及人的航海活动。工作人员还发现了8个人工窟穴，窟穴内外有锚、舵桨、雪松木制成的船板和甲板等船体组件，以及数十捆船绳。此外，遗址还出土了来自红海南部地区的陶器、黑曜石和乌木残片。这些实物展现了古埃及人航海的技术细节和贸易状况，而其航海经历亦催生了内容丰富的航海文学作品，使我们在今天能够通过这些作品认识古埃及人面对海洋的精神世界。

  古埃及人对海洋始终抱有警觉、畏惧的想象。在古埃及语中，海洋即被称为“巨大的绿色”。这种对海洋的畏惧，也使海洋成为疾病和痛苦的代名词，进入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咒语中，古埃及人寄望骁勇善战的塞特来制服像海洋一样令人难以对抗的疾病。无边无际的海洋显然给站在海岸边的古埃及先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遇难水手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海难来临的情景：“当我们在海上时，暴风雨来了。我们还没登上陆地时，风变得更强，海浪有八肘尺高。”新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温纳蒙历险记》则直接将“海洋”与“危险”联系在一起，以文中人物之口劝说主人公“不要来海里寻找危险”。在新王国时期的杂抄《兰辛纸草》中，古埃及书吏针对大海的变幻莫测和漫长航行的潜在危险告诫道：“水手船员从埃及离开，启程去叙利亚，每个人信奉之神都伴随他们。但是他们中并无一人敢说‘我们还会再次见到埃及’。”暴风、触礁、潮汐等危险及其带来的恐慌与海洋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古埃及人海洋想象的底色。

  尽管古埃及人将海洋想象为一个险恶之地，但细读航海文学作品的细节，我们仍不难发现海洋在其认知中亦是充满机遇之地。在《遇难水手的故事》中，主人公水手身负王命出海却遭遇风暴而沉船，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漂流到一个海中荒岛上，遇到一条扬言要将水手“变为灰烬”的大蛇。水手与大蛇经过一番交谈，从大蛇处获赠了没药、香油、香水、眼膏、长颈鹿尾、象牙等珍宝，携之归国后被国王赏赐二百仆人。古埃及人航海时既要面对自然界的危险，也要面对人带来的风险。《温纳蒙历险记》详述温纳蒙从埃及前往毕布罗斯求取木材而历经艰险的旅程。温纳蒙途经德尔港时，货物为船员盗窃；抵达毕布罗斯后即遭驱赶，面见王子求取木材又被拒绝；更糟糕的是，以劫掠海船为生的切克尔人又来抢劫温纳蒙的船队。最终，埃及本土送来金银及麻衣、麻布、绳索等手工制品以换取木材。在这两部航海文学作品中，主人公虽遭遇危险，但凭借自己的航海技能，以及对异域的知识，最终逢凶化吉，不仅带回了被时人视为奢侈品的异域物产，自身也得到了更高的地位。这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收益，正是古埃及人将航海活动视作机遇这一认识的现实基础。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海洋是难以预测、难以掌控的存在。他们敬畏海洋的无常，祈求海洋的善待，也积极地探索海洋自然规律，积累航海经验。对海洋充满畏惧的想象，与航海技术互相交织，使古埃及人基于现实利益积极开展包括贸易、探险和远征在内的航海活动。可以说，航海文学中遭遇海难的无名水手和温纳蒙是当时古埃及人的缩影。

  由古埃及人航海活动开辟的北至地中海东岸，南至红海沿岸的贸易网络，为公元前4世纪以降希腊、罗马治下埃及所继承，并逐渐发展为连接红海、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广阔贸易网络。这一贸易网络与古代中国在陆上、海上的连接，促进了中国与域外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战国时期山东、广东等地的多个墓葬中都发现了蜻蜓眼玻璃珠，其中最为著名者自然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170余颗蜻蜓眼玻璃珠。经成分测定，它们主要由钠钙硅酸盐玻璃制成，与中国本土所产铅钡玻璃迥然有别，而与出土自同时期埃及与地中海东岸的玻璃珠相近，可能是产自这一地区并输入中国的舶来品。

  目前，古埃及考古工作对沿海地区遗址的关注依然有待提高。这也表明，对于包括古埃及在内的早期文明历史的“海洋面向”极富研究旨趣和潜力。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将继续推进人们认识、理解海洋在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诸古代文明构建起的海上贸易网络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作者：张悠然，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