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家眼光为大师立传

  【读书者说】

  由于工作的缘故，笔者参与了《白寿彝评传：成一家之言》出版的前期工作。书稿完稿后，我又担任了审读工作，是真正的先睹为快。感谢两位作者，凭借他们各自的优势，以史家眼光写出了白先生阅历丰富、成就巨大的一生，对读者特别是学术界了解白先生提供了资料翔实、文字生动的文本。

高风亮节，始终以学者本色自处

  作为当代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的一生阅历是丰富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怎样才能线索清晰地勾勒他的一生是个难题。经历了前两稿的失败，作者最后采用纪事本末体来构思全书，除了第一章引论，从六个方面来评述传主的一生。

  白寿彝的一生是学者的一生，也是教师的一生，他的学术成就随着他的阅历而逐步发展起来。与大多数学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回族人。因此该书的第二章就是《回族史学的开拓者》。少数民族的身份，让他比其他学者更早注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少数民族的贡献和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开山者。1949年，人在南京的白寿彝没有去台湾，而是北上北平，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开国大典上，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向毛泽东主席敬献锦旗。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与陈垣、侯外庐先生成为同事，并在侯外庐之后接任历史系主任。由于其突出的学术贡献，他三次受到邀请，见到毛泽东主席，促膝交谈学术问题。1949年、1976年、1984年、1999年，作为学术界代表，四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重大庆典。这样的殊荣，白先生自己极少提及，他始终以学者本色自处，其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该书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写出了传主多方面的史学成就。

  （一）总主编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该书12卷22册，1400万字。在该书出版之前，虽然有多种《中国通史》出版，但程度不同地存在观点或体例上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通史著作，虽然有很多著名学者，影响也很大，如钱穆、张荫麟等，其观点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已不能适应时代和教育读者的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几种中国通史著作，无论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均写到封建社会中期，未成全璧，成为历史学界的尴尬和遗憾。改革开放之后，学术全面复兴，编撰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成为时代的需要。当此关头，1979年，白寿彝先生在古稀之年，以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魄力，向教育部提出编写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申请，得到教育部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编写工作及时启动。集中全国史学家的智慧，创造了时间方面的“纵通”和空间方面的“横通”相结合，包括图表和人物传记等体裁，全面创新的新综合体体例，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到1949年，完成了这部前无古人、难以超越的史学巨著，继《史记》《资治通鉴》之后，成为第三部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巨著，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把中国通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成为国际史学界的重大事件。

  （二）中国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包括历史资料的编纂、历史编写和人物研究等方面。著作有《中国回教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回民起义》(四册)《回族人物志》（四册）。

  （三）中国史学史研究。包括《中国史学史教本》（上下）《中国史学史》（六册），创刊并多年主编《史学史研究》。

  （四）协助顾颉刚组织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由于顾先生年事已高，便推荐白寿彝以组长身份实际主持点校工作。在“文革”后期艰难的环境中，经过全国顶级学者共同努力，完成了这一空前的古籍整理超级工程，为史学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读者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更为后来总主编《中国通史》积累了经验。

  （五）对历史教学的改革和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参与创办《光明日报·历史教学》，对全国从中学到高校的历史教学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1979年，白寿彝再度出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对历史系1979级的教学改革大胆进行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教学成果。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指导有方，他的学生王桧林、瞿林东、吴怀祺等分别成为中国现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领军人物。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2000年，又成立了“白寿彝学术基金会”。这样的影响，在全国史学界都是罕见的。

  （六）其他方面，包括填补空白的《中国交通史》，哲学史方面的《先秦哲学三大师》，经学方面的《朱熹辨伪书语》《周易本义考》《朱易散记》《仪礼经传通解考证》，乃至民俗学方面的《开封歌谣集》，等等。这些是史学界许多人包括他的学生都不知道的，可见他国学知识的浩瀚，史学功底的深厚，他能胜任《中国通史》总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能够得到史学界的集体认可其来有自，不是偶然的。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格魅力

  该书写出了白寿彝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独特风骨和人格魅力。该书通过评述白寿彝的一生，写出了他何以成功，何以取得非凡成就的缘故，不仅让读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白寿彝能够成为一代史学大师，首先是因为他自幼志存高远。父母为他取名“寿彝”，字“肇伦”。同时按照回族的习俗，请清真寺的阿訇取了一个经名“哲玛鲁丁”。哲玛鲁丁，是波斯伊斯兰教苏菲派著名学者、诗人，意为“我们的导师”，可见家庭对他的厚望。他一生奋力治学，身体力行，名副其实，终得大成。

  其次，得到名师的言传身教。对白寿彝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位史学大师。第一位是陈垣先生。陈垣作为一代史学宗师，在宗教史、史源学、史讳学、中西回历对比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白寿彝1929年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开始随陈垣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事，受教既多且深。陈垣对回教史的拓荒性研究，直接影响了白寿彝。陈垣构思的《中国回教志》体例，也启发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的体例。第二位是顾颉刚先生。顾颉刚是著名的“古史辨派”创始人、禹贡学派领袖，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被称为中国史学的革命，影响极大。他对白寿彝情如父师，不仅学术上悉心指点，更有生活的关心，经济的资助，令白寿彝感激终身。有这样两位大师的言传身教，白寿彝视野开阔，进步神速，能够超越同辈史学家，脱颖而出，就水到渠成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前，白寿彝在传统史学方面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有不少独特的成果，尤以回族史、回教研究引起学术界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参与筹建中国史学会，与他的两位恩师陈垣、顾颉刚一起，与时俱进，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取得质的飞跃。1958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史学家中比较早入党的一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使他渐入佳境，眼界大开，境界提升，最后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回回民族史》等书的编撰。

  第四，打通文、史、哲的通人境界。白寿彝早年就读上海文治大学、河南中州大学，最早的兴趣是文学。考取燕京大学研究生后，兴趣在哲学。因自己的回族身份，又受到陈垣回族史研究启发，最后选定史学为治学重点。此后，打通文、史、哲，“成为白寿彝史学思想及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他为《中国通史》各卷撰写的“题记”，史识超拔，文字精辟，要言不烦，让人想起《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所不同的是，白寿彝把题记放在了卷首，精神仍然是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真非大家不能为也。

  作为一部近50万字的学者评传，该书有几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如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大处着眼，细节感人，生动耐读，等等，限于篇幅，不及细论。但其最大的特点是史家眼光，不溢美，不虚饰，写出了总体真实、立体的白寿彝先生，成为新时期学人传记的突破。因此，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学术界和读者诸君。

  （作者：李世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原调研员、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