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个人也是如此。有自信才有力量去创造，才能取得更大成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把诚朴的态度放在创作上，踏踏实实，集腋成裘，打出了一片文学天地，成为著名的作家。在此过程中，他心里鼓荡着的正是对自己文学创作力的自信。几十本小说集的出版，《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边城》广为传颂，他的信心更足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只身南下，于1938年4月到达昆明，便迅速开始创作《长河》《湘西》，并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和《大公报》上连载。两书写作与发表的顺利，激起他更大的创作欲望，从而萌生出一个以水边小城镇人事为中心，创作十部中长篇小说的计划。在1942年5月致大哥的信中，他明确写道：“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

  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从《柏子》《丈夫》《边城》《长河》一路走来的沈从文，此时步入了小说创作的巅峰，产生这样的构想正是其文学自信的表现。小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作者选择小城镇为故事的生成地，所要表现的绝不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事，而是要写出中国古老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变化，同时折射出中国农村和都市的现实面貌，以及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化与人性的“常”与“变”。计划反映出沈从文的伟大抱负和创作自信，甚至通过计划可以想象他踌躇满志的心情。

  沈从文如此投入地写作，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深信抗战必胜。他这时是西南联大的写作课教师，正在参与完成大学的使命，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工作。同时他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记录下抗战大时代的人事变化，为建设国家提供思想基础，为民族复兴积累精神力量，所以他有一种紧迫感。

  在奋力创作的同时，沈从文在继续探索小说理论，把自己的创作根基扎向深处。1940年8月3日，他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中说，“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而“人事”包含“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两层意思，一是他已有“很恰当记录”的语言能力，二是他的小说以“社会现象”为主，也就是说《十城记》属于现实小说。沈从文曾概括《十城记》的题材为“十个水边城市的故事”，即从他生长的沅水流域写到他那时生活的滇池边。他有足够的信心把这十个故事写好。

  在他看来，“写出一个时代历史场面或一群人的生命发展以及哀乐得失式样”，“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目标是“经典”。“五四”开启的新文学，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到40年代，应该产生新经典了。“两千年来经典的形式，多用格言来表现抽象原则。这些经典或已失去了意义，或已不合运用。明日的新的经典，既为人而预备，很可能是用‘人事’来作说明的”。此意很明白：古代的经典是格言，现代的经典应该是小说。这话包含了一种发展的观念和辩证的逻辑：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在不断淘汰中，也在不断生长中。而现实的佐证是：“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具有‘先知’、‘经典’意味”，“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因此，创作小说“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经典意义”。性格敏感的沈从文，或许有了这样的体认：历史提供了重造经典的时机，并把自己推到了创造经典的前列，自己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创造经典的使命，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努力于新经典的产生，却必须把整个生命放上去。”

  他的自信还来自文学的社会价值。他看到新文学的“一部分，不特影响到青年人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主力之一种”。由于“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与否定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统一，方有抗战。”他的话显得抽象而单纯，但不可否认作为思想革命的工具利器，新文学确实在改变人的观念进而引起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他除了发表《小说与社会》专论外，在一些文章如《给一个广东朋友》中多有谈论：“恶邻加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分量虽然不轻，然而近二十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气概，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却一定担当得起这种忧患。”信中他还说日本那些“支那通”，对“二十年来的白话文，所煽起这个民族的热情，表现民族进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略我国。由于从中国文学的深度认识战争，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坚信中国将赢得最后胜利。这种认识坚定了他潜心创作“经典”小说的信心。

  为创造新经典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重造国家与社会，他主张弘扬“五四”精神，发起一次文学运动，再创一个二十年的辉煌。1940年“五四”期间，他在昆明《中央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同文《“五四”二十一年》提倡“五四”精神。文章下笔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接着便转到“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认为“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来说，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这就引出了他同样发表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的《文运的重造》一文的主要观点：“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五四已有了二十年历史，我们还需要再来个二十年继续努力！”这里的逻辑关系是：纪念“五四”，是要发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精神，是要开展文学运动；开展文学运动，是要创造文学经典；创造文学经典，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支持，在民族战争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存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要求国家调整文艺政策，改善作家的写作环境与生活条件，以利于文学经典的产生：“新的经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习惯，又如何适宜于放在一个文学作品中，以便在广大读者群中唤起那个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粘合这点精神于民族发展某种设计上。”沈从文真是太书生气而不切实际，但创造经典的信心是可感的，对文学的强大社会作用也深信不疑。

  重造文运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参与。这时他不仅发表文章呼吁大众，要求政府部门有计划地推进精品创作，还频频给文学青年复信。这些信其实没谈如何写作，而是谈人生谈做人谈文运，贯穿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例如：“盼你能明白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气馁，不灰心”；“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感情，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还是要有好文学作品”；“国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从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长中也可见出的”等。

  沈从文就是带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创造经典，服务社会的。在逆境劣势中拥有自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战时期的投降派，缺乏的就是自信。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在“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就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之语，且舆论界大有这种悲观情绪。对此观点，鲁迅曾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予以有力驳斥。

  八十年后的今天，文化自信仍然是时代强音。鲁迅、沈从文等文化先驱在民族危亡之中坚持文化自信，无疑给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创作以许多启示。

  （作者：李光荣，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02〕之子项目“西南联大图书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