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嘉祐“太学体”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一向被视为古文运动中的分水岭。本年，文坛领袖欧阳修借知贡举的权力，排抑险怪艰涩的“太学体”，扭转了科场、太学中的不良文风。北宋的古文写作，由此转向了平易流畅的典范风格。《宋史》卷三百十九《欧阳修传》载：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嘉祐“太学体”的原始形态，由于代表人物刘几的文集不传，仅存片段，已不可详究。关于它的渊源，则饶有争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学界的主流认知，是将其形成追溯到石介——石介助长了庆历“太学新体”，进而影响到嘉祐“太学体”。二者一脉相承，主要特点是褒贬政坛、横议时事，持论偏激、内容乖谬，且文字怪僻。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论断受到朱刚教授的质疑：“至于嘉祐‘太学体’，则未必自庆历‘太学新体’发展而来，当然就不能指定要石介负责。”（《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他将“太学体”的产生与嘉祐年间新兴的性命思潮相联系，引发了一系列重新探讨“太学体”的文章，成为近些年古文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同时也表明，“太学体”的问题尚未获得定谳。笔者在朱文的启发下，再对相关的文献记载进行考古式发掘，进一步论证嘉祐“太学体”与石介无关。它应当是皇祐、至和年间科场文风的延续，或许与当时士人学习韩愈、皇甫湜等奇崛艰涩的古文一脉相关。

  首先应当指出，将嘉祐“太学体”视为受石介影响所致，于原始文献无征。嘉祐二年知贡举，是欧阳修人生中一桩大事，其墓志铭、神道碑、国史传以及《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数种最基本史传，均有述及，却从未提及石介。其他记载本年贡举事件的宋代文献，也从未将二者相关联。管见所及，明初陈桱最早将嘉祐“太学体”，追溯到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上疏乞禁的“太学新体”。《通鉴续编》卷七“（嘉祐）二年春三月亲试举人”条载：

  帝切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僻之文，号“太学体”。张方平尝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取才，专取辞艺士，……其增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序，悉乞考落。”虽为下诏揭示，而士习不改。是年，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仍严禁挟书者。凡为时所推誉善文者，皆被黜。……自是，场屋之习，遂为之变，奇险之辞始革矣。

  之后，明代冯琦《经济类编》、商辂《通鉴纲目续编》、王锡爵《历代名臣奏疏》、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傅恒《通鉴辑览》等相继沿袭，渐成定论。徐乾学《古文渊鉴》卷四十六选欧阳修《泷冈阡表》，注曰：

  按自韩愈以古文倡于唐，三百余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论卑气弱之敝，黜天圣、景祐间太学体诡异之习，士始知通经学古，功倍于穆修柳开矣。

  则嘉祐“太学体”与景祐“太学体”，已经淆然不分。然《通鉴续编》一书，所载往往漫无考述，甚至“出于妄托”、“挟私滥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通鉴续编》提要）。它叙述嘉祐“太学体”史源无从追溯，实不足信。

  陈桱所引张方平章疏，上奏于仁宗庆历六年（1046），的确针对石介“太学新体”而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载，庆历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同知贡举张方平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明确奏乞场屋中严禁石介“太学新体”：

  及建太学，而直讲石介课试诸生，因其好尚，遂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所试，赋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遂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

  庆历革新中，石介执掌太学，颇有影响。“太学新体”即在他的鼓动下产生，其特点亦如张方平所述：律赋的字数、句式与贡举条例不符，对策的内容妄肆胸臆、谤议朝政。那么，张方平的章疏榜于贡院后，效果如何？是否如《通鉴续编》所言，“虽为下诏揭示，而士习不改？”非也。王巩（张方平婿）所撰《文定张公乐全先生行状》清楚记载：

  甫受命，即知贡举。时太学举人妄变文体，以奇字僻语为高，以游辞长句为赡，四方学者承风而靡。公主文考试，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请行诫励，上命录公所上奏，大书榜于贡院前。由是，士子知循旧格。”（《张方平集》附录）

  据此，至庆历六年春贡举，石介的“太学新体”已因张方平上疏而遭太学、场屋士人抛弃。

  再以当时政治形势揆之，《行状》所言，当切情实。庆历四年（1044）十月，随着范仲淹集团政治革新的失败，石介成为朝中众矢之的。他主动要求外放，通判濮州，未及赴任，次年七月病卒。政敌夏竦等犹衔恨不已，四处散布石介诈死逃入契丹的谣言。朝廷于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和庆历七年（1047）六月，两次下令查核石介存亡实况，石介险遭发棺之厄。妻子儿女受其牵连，羁管他州，流亡数年。此事震惊朝野，欧阳修《重读徂徕集》曰：“当子方病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言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三）张方平奏疏，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台，力图全面清理石介在太学的残余影响。考虑到以上的悲惨遭遇、严峻的政治高压，而太学又是朝廷意识形态的风会之地、敏感之区，“教化之渊源，所以讽劝四方而示之以表则”（吕陶《净德集》卷四《请罢国子司业黄隐职任状》）；特别是科场禁制，关系到每位应试士人的切身利益。可以断定，那些以及第为目标的考生，应试程文，决不会停留在石介这位负垢含辱、极富争议人物的阴影中。石介执掌太学时催生的“太学新体”，不会持续到皇祐、至和、嘉祐年间的太学场屋中。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

  嘉祐“太学体”代表的刘几“骤为怪验之语”，既曰“骤为”，则此体在嘉祐二年前流行不久。与刘几有旧的杨杰撰其墓志铭，则将刘几之文风靡太学的时间限定为皇祐、至和间：

  先是，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无为集》卷十三《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

  这样看来，皇祐、至和间开封太学、国子监中流行的“场屋文章”，才是与嘉祐“太学体”一脉相承的。

  根据许瑶丽的梳理，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5），开封太学、国子监中的翘楚有郑獬、滕甫、吴处厚等人。他们以赋著称，诗文兼擅，作品整体上都呈现出奇险的美学追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特别应予关注的是郑獬，字毅夫，安陆人，著有《郧溪集》二十八卷。他是皇祐五年（1053）榜的状元，因廷试文的风格与中唐皇甫湜相似，被知制诰刘敞录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三《郧溪集》提要曰：

  初，獬以进士较试于廷，舍人刘敞得獬卷，曰：“此文似皇甫湜。”獬尝与敞书，亦言：“韩退之时，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独李翶、皇甫湜、张籍耳。……使之质而工、奇而肆，则退之作也。”云云。观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实源出韩门矣。

  韩愈的古文，兼有奇崛与平易两种风格，而相对偏重前者。韩门弟子中，皇甫湜继承了奇崛一脉，李翱则沿袭了平易之风。郑獬的廷试程文既被刘敞称为“似皇甫湜”，则亦当表现出明显的奇险艰涩风格。这种状元文章，必然在稍后太学中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成为至和、嘉祐间应试士人模仿的对象。刘几既在太学中，受其熏陶自在情理之中。正如许瑶丽所指出，“学韩而不得其法的举子们，则只能走向‘太学体’的怪涩。”

  嘉祐二年，苏轼在及第后上书欧阳修，曰：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苏轼文集》卷四十九《谢欧阳内翰书》）

  作为本年贡举的亲历者和最大获益者，苏轼将欧阳修所排抑的“太学体”，视为韩愈→皇甫湜→孙樵一系怪僻文风的延续，可谓明本清源。这似乎是对之前刘敞因郑獬程文“似皇甫湜”而录为状元，隐约地表达一种不满吧。

  （作者：刘成国，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