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变“国宝”的敦煌遗墨

  天津博物馆二楼，展柜中一幅用曲曲弯弯的文字书写的文献吸引着参观者。展柜里正在展出的是唐代用回鹘文书写的《皈依三宝愿文》。它旁边展出的是唐代用藏文抄写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些展品都是莫高窟第17窟所藏敦煌文献中的精品。

  2022年12月23日，天津建市618周年。相较古都，天津很“年轻”。这里为何有敦煌文献的珍品？

“家藏”何以成“国宝”

  “天津文物精品荟萃、体系完备、传世者众，很大程度是一大批无私爱国的杰出收藏家、捐赠者及他们的后代捐赠的。”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介绍。

  史料可查，明清时期，天津地临京华，位当通衢，逐渐成为四方人文风物汇聚之地。以安岐、查日乾为代表的盐商巨贾，在此首开文物收藏的盛况。近代，天津发展成为北方中心城市，各界名流纷至沓来。其中，既有藏金怀璧、寓居津门的贵胄遗老，也有坐拥厚赀、广事征求的工商实业名家。他们或拥藏，或征购，以不同的方式激发着天津文物收藏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以王襄、徐世章、周叔弢、张叔诚、杨石先为代表的实业家将珍藏的文物捐给了国家，使“家藏”变成“国宝”，造就了天津博物馆恢宏的馆藏。

  姚旸介绍：“天津博物馆藏敦煌遗书300余件，其中250多件都是来自周叔弢先生的捐赠。周叔弢将自家经营企业所得，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文物与古籍，藏书量多达4万余册。敦煌遗书屡遭外族劫掠，周叔弢闻之怒不可遏，从此，但凡敦煌遗书，他见一件买一件，唯恐国宝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请专业人员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遗书定制纸盒，装好后藏进特制的木箱，再不转手。”

  此次，天津博物馆从相关的300余件馆藏里精心挑选35件藏品与观众见面，其中14件是首次展出。策展团队将此次展览命名为“鸣沙遗墨”。

  目前，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不仅数量不少，其中还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它们以汉文佛经写本为主，有些是传世佛教典籍中并不多见的，书体以楷书为主，也有行书、草书写本。此外，还有珍贵的道教经典和社会文书，时代跨度大，内容丰富。这些价值极高的敦煌文献，不仅填补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空白，也让天津博物馆成为我国研究敦煌学的一大园地。

展览精品蕴含重要意义

  展览中被观众议论的回鹘文献《皈依三宝愿文》和藏文文献《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都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民族文献中的精品。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介绍，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先民使用的文字，形成于8世纪中叶，借用中亚粟特文字母创制而成。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属于早期回鹘文文献，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沙州回鹘时期。早期回鹘文书写方式为从右到左横写，主要是一些残编断简，内容涉及书信、牒状、诗歌、谚语、格言、词汇表、发愿文、颂词、礼赞三宝文、观音赞、礼佛文、佛经、摩尼教文献等。回鹘文文献大部分流藏于海外，有50余件，少量部分保存于国内。而藏文文献是敦煌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民族文献，敦煌的藏文文献,主要是吐蕃统治敦煌期间所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吐蕃统治敦煌之前吐蕃人所写，在这一时期才带到敦煌。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法律等多个方面。藏文文献有15000件左右，海外藏的藏文文献约有5000件，国内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10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保存于甘肃。

  郑炳林说：“敦煌文献除藏文、回鹘文外，还有于阗文、鲁尼文、栗特文、梵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等。这些充分体现了敦煌文化的多样性，对古民族文字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敦煌文献，我们可以具体地了解西北边陲之地——敦煌的历史、社会、民族、宗教、民风、民俗、文化等，进而探究中古时期河西走廊，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面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民族文献，对加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弥补在民族文献、宗教等方面的不足，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