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书院随想

  【光明书话】

  秋天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寂静的关中书院。秋风落叶，我思绪绵绵。

一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送给黑娃有一句寄语：学为好人。朱先生写下“学为好人”送给鹿黑娃，并说黑娃是自己“最后一个弟子”。后来黑娃恪守“学为好人”的宗旨，浪子回头，由坏变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学为好人”也因此成为《白鹿原》小说一道明亮的思想线索。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近年也提出，“‘学做人’是个大问题”。他说，“‘学做人’，就是在人世的此时此地，如何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体性”。

  “学为好人”“学做人”这些理念，中国古人也讲。明代关中书院的创始人冯从吾，在万历年间，曾在西安宝庆寺讲学，他这样概括他的讲学要旨：“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冯从吾：《谕俗》，见陕西省教育厅《陕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陕西教育史志资料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总体上就是在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体上是道德教育,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不仅要人做一个好人，还要人做一个毫无瑕疵的完人，甚至要人做一个超凡脱俗的圣人，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他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宝庆寺地窄房小，后在宝庆寺东侧建成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建讲堂六间，题匾“允执”（即后称的允执堂）。左右各有屋四间向南排开，东西号房各六间。讲堂后假山一座，前有方塘半亩，竖亭于中。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记》中说：“书院名关中，而匾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之秘耳。”可见“允执堂”意取“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全话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却微妙难明，唯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亦即儒家讲的“中庸之道”。因此可知，“关中书院”之名也蕴含着冯从吾等创办者的思想和办学意向。

  到了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关中大儒李颙在关中书院重开会讲，听讲者很多。清政府对关中书院也很重视，雍正十一年（1733）赐帑银1000两以增膏火，乾隆二十一年（1756）赐御书“秦川浴德”匾。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莅任之初，认为“移风易俗，教化为先”，重新修建关中书院，并延请名士主持，在全省选拔一批优秀生徒于书院学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关中大学堂，宣统元年（1909）又改为陕西师范大学堂，为当时西北五省最高学府。辛亥革命以后，1914年，改为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1934年又更名为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学校一度改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不久又恢复原名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1963年秋天，西安市第五中学奉命由大湘子庙街迁进了师范校址。我至今记得，我1973年到1976年在西安市第二十四中学上学时，我家楼上有一位同龄的伙伴就在这个第五中学上学。当时我随楼上的伙伴到第五中学玩，看到这个学校古色古香，感觉十分阔气，气象非凡，印象很深。1985年7月，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原西安市师范学校）迁至市五中校址。2009年，西安师范学校并入西安文理学院，关中书院这个地方又成为西安文理学院北校区。

二

  关中书院由传统书院变为现代学校或学院，既反映出历史的演变，也反映了历史的发展。以课程来说，毕沅延请江宁进士戴祖启来陕主持关中书院时，课程有经、史、子、集，考课有诗、古文、词、八股试帖、策论、杂著等。现代的中学校则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体育等，大学则是分为文科、理工科等专业，所受教育比较全面。总体来说，传统教育侧重于教人“学为好人”，现代教育是教人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现代高等教育教人既具有研究自然和分析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有社会改造、制度建设这样的现代知识和理念。

  《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小说叙述白鹿书院山长朱先生死后，“白嘉轩跌扑在灵桌下”，“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在白鹿原的代表人物白嘉轩的心目中，朱先生是“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而白嘉轩的姐姐、朱先生的夫人朱白氏则给前去吊孝的黑娃说，朱先生说黑娃是他“最好的一个弟子”。黑娃说：“师母，你记错了，先生说过我是他最后一个弟子，没说最好。”朱白氏肯定说：“他对我说过，‘没料想我最好的弟子原是个土匪。’”在这里，“最后”的说法与“最好”的评价，都饶有意味。“最后”是惋惜，也表明传统（书院）教育的消亡。“最好”是评价，也是挽歌。传统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一切人教育成“好人”，能把一个土匪收为“最后一个弟子”，并教育成“好人”，当然是教育者莫大的成就，黑娃由大恶变为极善，当然也不愧为“最好的一个弟子”。

  关中书院的创办者冯从吾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明代关学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的集大成者，从传统观念来看，他当然也是一位“好人”。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则是清末民初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牛兆濂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后来在蓝田的书院性质的芸阁学舍讲学。冯、牛二人思想上一脉相承，志业上也前后赓续。他们都是“好人”，是做人的榜样，他们也教人“学为好人”，可以说，“学为好人”是他们那个时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现代教育非常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也讲“德育”，但强调和重视的程度与旧时代已大不相同。时代变了，新旧时代许多观念和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大不相同。漫步关中书院，抚今追昔，我想，旧时代的教育固然有其诸多的问题甚至弊病，但“学为好人”的教育理念并不错，也未过时，现代教育固然有许多优点和强项，但用新儒家杜维明的话说，在“学以成人”或在“学做人”这个问题上，亦即“‘学做人’，就是在人世的此时此地，如何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体性”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多少还是有些欠缺。过于注重知识和技能，不重视“学做人”，人很可能只是“工具理性”，很容易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借鉴和学习包括关中书院在内的古人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方法，也许并不是无稽之谈。

  （作者：邢小利，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