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追思”⑯】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

  【哲人“追思”⑯】

  萧前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带头人和引领者，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普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深化和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

  萧前1924年出生于湖北省沙市（现荆州市），上中学时就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萌发了研究哲学、将来做个哲学家的愿望。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在发奋读书的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王汉斌、彭珮云的领导下开展学生工作。1946年年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吴晗的推荐下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太行山上的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后留校任教。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萧前被分配到哲学研究所，并担任艾思奇的行政和学术秘书，正式进入哲学研究领域。1950年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萧前于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自此，萧前没有离开过人大，也没有离开过哲学，直到2007年去世。哲学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事业。1964年，40岁的萧前被提名为教授。恢复研究生教育后，萧前是我国首批招收哲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之一。1981年，萧前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1982年，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成立，萧前被推选为执行会长之一。

  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先面向本科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接着举办马列主义研究班，设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共党史四个班，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队伍。费·让·凯列等苏联专家应邀来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教师做翻译和理论辅导，萧前担任理论辅导组组长兼凯列助手，开始了和凯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哲学交往。萧前曾经说过，他的一生得益于两位好老师，一是艾思奇，一是凯列。研究班连续招收学生多年，萧前任哲学研究班班主任，培养了大批人才。黄枬森、高清海、李秀林、陈先达、汪永祥、庄福龄、杨宪邦、杨春贵、胡福明、刘放桐等一大批日后成就卓著的哲学家，都是研究班的学生。曾跟随萧前攻读博士学位的马俊峰说得十分确切：萧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地位，是在研究班时期奠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各大学本科生的必修课，但用的一直是苏联教材。1959年12月，中央决定编写一本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体现时代要求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由艾思奇主持，萧前、韩树英、邢贲思等人参加撰写，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不仅全国高校用，干部教育培训也用，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宣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本书把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及其他重要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建树吸收进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恢复了哲学的系统教学，急需教材。由于主编艾思奇去世，萧前和韩树英等专家一道，根据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版进行了修订，于1978年出版。

  1978年3月，笔者作为“77级”一员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真是“百废待兴”。那个年代，没有像样的教科书是师生面临的最大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是幸运的，我们不但有老师们辛辛苦苦编写的厚厚讲义，还有艾思奇主编、萧前参与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作为哲学专业的教科书，其理论的深度、广度、论述、分量等，都需要加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认识需要深化；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哲学原理和哲学概念，亟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去体现、去贴近。于是，编写专业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受教育部委托，由萧前、李秀林、汪永祥担任主编，开始《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工作。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工作遵循四个原则：一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反映时代精神，即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反映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概括，总结反映当代外国哲学发展状况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三是力求对每一个论点都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证，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是力求论述层次分明、语言精练。教育部高教一司1980年10月在昆明主持召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审稿会，1982年5月在武汉举办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审稿会。两书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出版，封面上都标注有“哲学专业试用教材”。1981年7月16日至8月12日受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讲习班,来自全国高校260位哲学教学骨干参加学习。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到班讲话，可见对这本教材和讲习班的重视。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两书获得广泛赞誉，迅速成为全国各高校哲学专业通用教材，成为新时期我国哲学教科书体例和体系的范本，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两本教科书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始终以实践和生活中的问题为研究导向

  在萧前看来，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的根本途径，是要寻找、抓住实践和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理论才可能是管用的理论。这便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思维。寻找和抓住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成为萧前哲学生涯的本色。

  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观脱离客观、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早在1956年，萧前就在《哲学研究》发表长篇论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与阶级根源》，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反对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列宁语），萧前倡导“坚持实践与理论一致的原则”。1959年，针对“大跃进”的错误，萧前在《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一文，对“大跃进”的错误作出深刻反思。他写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空前发挥，绝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自由并没有超脱必然。相反，它正是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结果。萧前明确指出，人只能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绝不能是消灭规律，也谈不到‘跳出规律的圈子’”“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是空想，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行动是盲动”。从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可知，萧前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议论，以庐山会议为标志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狂潮还在后面。在这种背景下，萧前写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赤子之心和真知灼见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转入了调整的新轨道，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如何转上这条新轨道呢？对此，萧前写出《论条件》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上。这篇分量极重的长文深刻论述了有条件和无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既然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是有条件的，而一切都有条件，这一点又是无条件的，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就只该兴办那些经过主观努力有条件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不该去兴办那些在目前条件下没有可能办到的事情和采取目前没有条件实施的措施。”萧前认为，不考虑客观条件如何，从主观愿望出发提出方针任务，这正是主观主义的毛病，而一味强调客观条件，看不到主观能动作用，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这两者都要防止和反对。但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工作中的一切条件(客观的和主观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尊重客观规律，妥善地、正确地利用现有条件，积极地创设有利条件，改变不利条件。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毛泽东同志号召群众学哲学，作为哲学工作者的萧前无比兴奋。1963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一文中强调，“科学的哲学是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离不开群众，群众也离不开哲学。哲学离开了群众，会因吸收不到营养和水分而枯萎；群众离开了哲学，会因失去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因而会迷失方向”。文章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赏，周总理还特地推荐给应届毕业的大学生研读。

  1981年底，即将结束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的笔者，读到《哲学研究》第11期的一篇论文，即被文中充满新意的思想、层层递进的论述、干净利索的语言、贴近现实的意义深深吸引，并对一些闻所未闻却又极具说服力的观点进行了摘抄和强记，至今都有深刻印象。这就是萧前和他的学生郭湛、李德顺合写的《论唯物辩证法的“斗争”范畴》。此时，阶级斗争为纲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但对多年来满眼满耳都是“斗争”的人们来说，根本不知道“斗争”二字还有如此深刻的哲学内涵，却被“文化大革命”肆意歪曲和滥用了。文章肯定，辩证法历来是讲斗争的，斗争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但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包括两种作用：一种是相互排斥、竞争、限制、否定、冲突，即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一种是相互依存、合作、协调、肯定、促进，即矛盾双方的相互同一。脱离同一，只讲斗争，是一种片面性。矛盾双方的斗争只是在彼此对立、排斥的方面进行,并不是一切方面都斗争。对立面之间斗争的锋芒总是有所向有所不向，有所斗争有所和。文章强调，斗争绝不是为斗争而斗争；为统一与和谐而斗争,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因此，不以一定的具体的统一与和谐为目标的斗争，是盲目的斗争；最终不能达到预期的统一与和谐的斗争，是失败的斗争；违背客观规律(企图阻止旧统一的瓦解和新统一的产生，或者企图建立没有客观根据的统一)的斗争，是错误的斗争。这些论述不仅对于当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和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第三个务必”——“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也提供了科学的哲学智慧。

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观

  对实践的研究和高扬，在萧前近60年的哲学生涯中占有突出位置，甚至可以说，构成了萧前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萧前文集》收入的第一篇论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发表于《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与唯心主义相反，实践是唯物主义的根源。唯物主义哲学在人类的实践经验中扎下了自己深厚的根基。人类的生产实践、人类对自然界的变革是唯物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第一个基础。”在文集的65篇论文中，题目中含有“实践”二字的多达12篇。萧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人民标准有机地联系为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萧前反复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其依据在于：第一，对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鲜明特色。第二，哲学的基本问题——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是由于实践而产生的；没有实践就没有这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第三，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都是实践。第四，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语）；生产实践是基本的实践活动；正是在生产实践中发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因而才有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运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对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且对全部社会生活也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萧前的结论是：“科学的实践观点贯串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之中。”

  在萧前看来，讨论真理的实践标准，必然要涉及生产力，因为生产实践是最根本的实践，是决定其他实践的东西。实践本身也有一个正确和错误、好和坏的问题。检验实践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萧前的《谈谈生产力》一文现在读来仍让我们钦佩不已，因为在论文发表的1982年，还没有多少人思考生产力标准问题，萧前凭着他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力和敏锐的哲学思维，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发掘出了生产力标准，这是萧前的重大理论贡献。他指出，根据这个标准，如果我们不能把生产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我们就会站不住脚，甚至要被开除“球籍”。

  在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后，学术界仍然存在对生产力标准的疑虑和误读，特别是深陷于“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形成的阶级标准、批评“唯生产力论”造成的生产力恐惧和“姓资姓社”的思想纠缠之中。萧前及时发表《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1991年），加以有理有据的回答和疏导。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萧前连续写出《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力标准》《论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加深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解 统一对深化改革的认识》等系列论文，明确指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和发展，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改革是为了增强国企的活力，不改革国企就会失去活力；统一对所有制结构变动的认识，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才能把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统一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认识，支持和理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政策；统一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就怀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甫一提出，萧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无论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落脚点都是人民利益标准。因此，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高扬实践观念，使萧前得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付诸实践的唯物主义。旨在付诸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无视实践。萧前指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辩证唯物主义都应切准时代的脉搏，研究当代实践的重大课题，注意当代实践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总结当代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从当代社会实践中提炼和概括新的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完善和发展自身。”这些话让我们明白了：萧前总是满腔热情地用哲学眼光研究现实的社会生活、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哲学问题，这植根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使命的深刻洞见，源自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肩负的任务和使命的透彻领悟。

  仔细阅读《萧前文集》，笔者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萧前关于实践观念的全部依据，提炼于且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著，既合乎原著的原意，也早已被人类的实践史所证明。他的观点成为我国哲学界多年研究的热点，无论是赞成还是商榷，都助推了全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原理的学习和研究热潮。萧前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的推动和引领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孜孜不倦地追求更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萧前是一位初心不改、奋斗终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后，他的理想信念也没有丝毫动摇。韩树英说：“在同龄人中，萧前同志是为数不多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执着追求并一直走到今天的学者。”

  一个立志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共产党员，一个孜孜不倦追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著名学者，是不会满足于既有成绩的。在公认的成就面前，一直萦绕在萧前心头的问题是：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不是准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创立的哲学理论及其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如何概括和提炼当代社会实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而得到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怎样完善和丰富才能对中国当代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应有的指导？……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贯穿萧前后半生的哲学生涯。

  1985年初夏，笔者博士生入学考试结束时那个晚上，萧老师和笔者在人民大学校园里的长谈，大部分内容是集中在这些话题上。他特别重视和鼓励笔者对西方哲学史和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趣和了解，他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需要借鉴和吸收这些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其他哲学不应当有宗派主义情绪”。

  萧前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是导致不实事求是的祸根。若不从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若不从教条主义等“左”和僵化中解放出来，就没法实事求是。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萧前：他对各个时期形形色色的“左”的和右的思想观点疾恶如仇，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战士，他本人也始终保持着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又是什么呢？萧前认为，实事求是的要旨在于创新。因为客观实际是多样的、不断变化的，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躺在前人身上是找不到现存答案的，必须针对客观实际拿出新措施、新办法，走出自己的新道路。因此，创新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创新是实事求是的实践目的，创新是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萧前对实事求是要旨的理解和把握，是睿智的，也是深刻的。

  这些思想是献给时代的，也是要求自己的。萧前一生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创新，以便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合乎客观实际。他的思想脉搏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步伐同频共振，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和深邃的思想能力，思考着一个个重大问题，包括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时代化。他以不懈追求和不断创新诠释他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

  哲学教科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系统，因此始终存在一个怎样才能完整、准确、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问题。早在1981年7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讲习班上，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一本不成熟的东西，是本着先有后好的原则出版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让萧前的哲学思维始终围绕“改革”而运转。改革必然要求有改革的哲学。没有改革的哲学，就不会有改革的事业。这既为世界历史所证明，也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中国改革实践的关系所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改革的哲学，同时哲学需要改革。萧前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彻底批判的、革命的，也包括对自身批判”“所谓批判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哲学生涯的最后20年想得最多、讲得最多的就是“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他呕心沥血主持构建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他看来，现有的体系对本体论讲得过多，对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得不够，也就是对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体现得不够。原因在于，我们的哲学研究没有跟上时代，与现代化要求差得太远。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精华”怎么能产生呢？他明确表示：“哲学要现代化。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个反映时代特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问题。针对原有体系，我们提出，应当突出主体化和价值的问题，以此来使我们的哲学有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体系的安排更适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来思想。”毕竟，教科书的影响太深了，要形成新的认识上的一致是很难的。所以，在我国哲学界曾一度出现别人比萧前更坚持“萧前版本”教科书体系的现象。尽管如此，萧前坚定地表示：“突破多年来几乎被我们视为当然的现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和体系，建构和创造反映当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和新体系，已成为紧迫任务。”

  1985年，在萧前的倡议和主持下，全国当时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教授组成课题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和哲学原理教材改革”。该课题先作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攻关课题，后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萧前带领课题组成员赴全国各地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召开多次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研讨会，研究成果就是199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萧前任主编，黄枬森、陈晏清任副主编。这本书的编写奠基在这样一个重要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实现这一伟大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的实践观的确立。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只有立足社会实践的观点，才能把握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之后100多年里的生机勃勃的新发展。因此，这部教科书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心线索贯穿全书，从内容到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富有成就的探索，黄枬森称之为“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创新活动”。

  在近60年的哲学生涯中，萧前教授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建设殚精竭虑、建树卓著。人们这样评价萧老师：半个世纪以来，萧前教授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体系的创立人和学科奠基人之一，成为我国当代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者：周文彰，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