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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02日 星期五

    荔枝似龙眼

    ——谈谈比喻思维和比喻修辞

    作者:蒋成峰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02日 14版)

      传统上一般将比喻看成一种修辞手法,近年来,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比喻(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技巧,而且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然而这种说法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说比喻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语言本身都是比喻性的,那么作为表达手段的比喻修辞,其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传统意义上的“比喻”修辞就等于从理论上被取消了。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古人的两段文字中。一段出自汉代刘向的《说苑》: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譬”就是比喻。在梁王看来,比喻只是言语中一种可有可无的修饰,因此说话时可以“直言”而不用比喻。但惠子却坦然地承认,要是不用比喻,自己就没办法说话,因为要说明一个新的事物(如“弹”),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与已知的事物(如“弓”)进行比较,通过“比”实现“喻”。惠子这里所说的“譬”就是比喻思维,它不是言语表达的技巧,而是认识事物的方式。其本质在于通过比较,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对新事物的理解。汉语中一多半的新词语都是通过比喻的方式创造的,如“电脑”“网络”“云计算”“宇宙飞船”等等;甚至很多基本词语,最初也是比喻,如“山腰”“菜心”“酝酿”“基础”等等。实际上,除了采用这种“比喻”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别的办法来理解、命名这些新事物,难怪就连惠子这样能言善辩的人也承认自己离不开比喻。

      比喻思维既然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就有其普遍性的一面:所有语言中,表达抽象的意义(如时间、感情)都要借助具体的事物(如空间、身体);不同语言甚至能看到很多相同的比喻,如:“时间像金钱”,“女人像花”,“狡猾的人像狐狸”,等等。与此同时,不同民族的比喻思维又往往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例如:中国人用狗来比喻坏人,用龙来比喻强人、帝王;而英语中则用dog比喻普通人,用dragon比喻恶人,等等。

      中国古人特别擅长比喻思维,他们借此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世界的概念系统:一切事物都可分为“阴、阳”;所有事物的属性都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种(即“五行”);而自然与社会的运转都可以用“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种自然现象(即“八卦”)的互动来解释,等等。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施行仁德的根本途径是以己度人,这可以说是比喻思维在伦理学上的体现。许慎《说文解字叙》引《周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是讲文字符号的起源,其实也是词语的起源,即:人类从自身以及身边熟悉的事物出发,利用比喻思维来理解和认识周围纷繁复杂的世界。

      古人关于比喻的另一段文字出自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这段文字中,荔枝和杜甫都不是新事物,不需要借助与之相似的已知事物来理解,说话者将之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目的并不是一般性地介绍它们,而是为了某种趣味性、哲理性的讨论。从外在的特点来看,说“荔枝似龙眼”当然没有错,但对很多人来讲,这种正确的表述显得浅陋直白、了无趣味。苏轼拿江瑶柱(即干贝)来和荔枝相比较,单从外形看,二者显然没有共性,但仔细一想,便可找到二者的相似性,如它们都味道鲜美、令人难忘,都是同类食物中的珍品,等等。如此一来,就在两个外形不相似的事物之间发现了有趣的相似性。同样的,杜甫和司马迁一位是唐代诗人,一位是汉代史家,本来缺乏可比性;然而,如果考虑到两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圣”级人物,都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历史,都将人生的痛苦化作了著述的动力,那么这种比较就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这种解读的过程就是发现相似性的比喻思维。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良好的比喻思维能力,所以有时就会出现应者“怃然”(茫然)的状况。但唯其如此,才更会使那些能理解它的人觉得韵味悠长、妙趣横生。

      这段文字实际上揭示了“比喻”作为一种修辞现象的实质:它不是发现相似性的比喻思维本身,而是为了造成某种特殊表达效果而有意为之的言语偏离。苏轼的两个例子,将一般不能比较的两个事物进行比较,将外表不相似的说成“像”,这种比较关系的偏离就构成了所谓“明喻”。

      而通常说的“暗喻”则可以看成对逻辑关系的偏离,如《论语》中这两个句子: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从一般的逻辑来说,这里的判断和叙述都是不能成立的。但在一定的环境中,接受者可以利用比喻思维发现相关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解读句子表达的偏离,感受到表达的形象性,引发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德是风”只有在“小人之德是草”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反之亦然;同样,只有在“天下无道”的背景下,孔子成为“木铎”才有意义。如果不考虑语境,这些句子的偏离其实都是很难理解的。这显示出比喻修辞对于语境的依赖性,而语境依赖正是修辞现象区别于一般语言现象的重要特征。

      比喻修辞有时会表现为短语形式,如:“钢铁长城”“榆木脑袋”“心灵鸡汤”等,本来都是言语的偏离,因为按照字面意义,这些组合一般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能通过比喻思维来解读它们,理解它们的特殊含义。这类比喻短语往往很容易发生熟语化,作为一个整体在语言中固定下来,也就不能再被视为修辞现象了。

      所有的比喻修辞都是偏离,但偏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在形象的相似性伸缩性较大,而逻辑关系的伸缩性就很小。例如“小孩像猴子”不一定是偏离,而“小孩是猴子”则一定是偏离。有论者认为暗喻比明喻更耐人寻味,应该就是由于暗喻的偏离程度更高一点。当然偏离与否主要还是体现为本体和喻体的选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比喻分成“比义”和“比类”两种,前者如“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用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事理,偏离程度较高;后者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等,本体和喻体是同类的事物,偏离程度较低。从效果来说,前者更多地体现了表达的含蓄性,而后者则更侧重于突显描述对象(本体)在某一方面的形象特点,往往和普通的比较句区别不大。

      总之,作为术语的“比喻”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比喻思维,另一个是比喻修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比喻修辞固然是以比喻思维为基础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以特定语境为背景的言语偏离现象,不应该仅以“相似性”作为定义的条件。

      (作者:蒋成峰,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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