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翻译科举的兴衰嬗变

  翻译科举是清代独有的专为旗人设立的一种科举制度。入关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已开始以考试来选拔人才，入关以后，效仿明制设立文科举，后允许八旗子弟参加，并准识汉字者考试翻译。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满语骑射的衰落及对满汉翻译人才的需要，正式设立了翻译科举。雍正乾隆朝是翻译科举的初创时期，后经不断调整和完善，至嘉庆道光时，翻译科举的各项制度趋于常规化。翻译科举是清代科举制度与民族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对清代政治、文化、翻译人才选拔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翻译科举的设立源于清初八旗科考。早在关外，皇太极为振兴文治，于天聪三年（1629年）在八旗内首次进行了生员考试，取中之人给予优奖。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组织通满、蒙、汉书文义的旗人进行考试，十六人取中，授予举人头衔。此时的考试，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只是对通满、蒙、汉书的八旗子弟的一种测验与嘉奖，对取中者冠以举人头衔而已，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以翻译作为选拔人才的形式已露端倪。与翻译科举有直接渊源的当属顺治八年（1651年）的八旗科举。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族士人，沿明朝之例设立了文科举，但因天下未定，八旗尚须征战，故不与试。顺治八年，天下初定，为备循良之选，故准八旗子弟参加文科举，后命礼部在现行科举规制中研议八旗科举之例。因满、蒙子弟的汉文能力不足以与汉人相较，故对其应试内容做了特殊规定：满、蒙应试者识汉字的，翻译汉字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汉军则比照汉人例。至此，八旗子弟正式加入科举考试，并出现了翻译这一形式的考试内容，为雍正元年设立翻译科举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八年八旗子弟参加的科举考试，关于翻译的考试内容，只是针对识汉字的满蒙旗人。其考中者归入文科举举人、进士中，并非以翻译举人或翻译进士冠名。因此，顺治八年八旗子弟参加的科举仍属于文科举的范畴，只是根据满蒙士子是否识汉字采取不同的考试内容，可视为旗人专科考试的一种早期尝试。

  清朝日常行政办公呈现多种文字并行的特点，清初皇帝的谕旨、官员的章奏等往往满、蒙、汉文兼用，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大量翻译人员来从事与翻译业务相关的工作。清朝入主中原后，八旗子弟生活在汉文化当中，满语逐渐生疏。雍正元年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礼部酌议考取八旗满洲翻译生员、举人、进士之例。议定：满、蒙人士能翻译者，三年之内考取生员两次，举人一次、进士一次。翻译乡试事宜及所用物件，交顺天府办理，会试事宜，交礼部办理（《钦定科场条例》（下），（清）奎润等纂修，岳麓书社2020年，第1120页）。此后，翻译乡会试多在文科举乡会试之后办理，翻译科举正式设立。如乾隆帝所云：设立翻译科举，“考取时必取真才，然后未得考取之人方知奋勉勤学”（《钦定科场条例》（下），第1123页）。有清一代，以“翻译”选拔八旗人才的名目很多，只有始于雍正元年的翻译科举，才是和文科举并行且授予功名的独立考试，是基于顺治朝八旗科举的进一步专门化，以后逐渐成为清代正式的、常规性的考试科目。

二

  雍正乾隆朝是翻译科举的建立和发展时期。雍正元年翻译科举设立时，只允许八旗满洲、蒙古士子参加，雍正四年（1726年）定翻译考试增添汉军八旗，因其考试内容为满汉翻译，故称“满洲翻译科”。虽然满洲翻译科允许蒙古士子参加，但应试人数较少，于是雍正九年（1731年）为蒙古子弟专设蒙古翻译科，考试满蒙翻译，取中者以备理藩院用。同时规定：无论是翻译童试、乡试还是会试，应试之前均须试以骑射，合格者才准考试。为防舞弊，还设有同考官及提点监视官，阅卷时，实行誊录制。在取中规模上，雍正朝作为翻译科举初创的朝代，取中人数却很少，乡试每科取中仅十余名，雍正十三年（1735年）最多，但也仅取中三十四名（《钦定科场条例》（下），第1145页）。因乡试取中人数较少，雍正朝未举行会试，待日后满六十人再行会试。乾隆三年（1738年），经礼部题准：翻译乡试已历六科，翻译举人，约有百余名，拟于乾隆己未年八月，举行翻译会试。首科翻译会试于乾隆四年（1739年）举行，二十二人取中。自此，翻译科举形成了童、乡、会试三级科考体制，但因此后翻译会试取中人数始终在二十人以内，故有清一代翻译殿试因会试人数较少始终没有举行。乾隆朝是翻译科举应试和取中人数最高的时期，为防多寡不均，乾隆时始定数额，还对考试资格、防弊措施及初仕之路等做了规定，进一步提升了翻译科举的规范性。乾隆在位的六十年里，翻译乡会试有二十多年未举行，只保留了童试，而在翻译乡会试恢复之后，又将翻译科举的三年一试改为五年一试，其时举时停及考试时间的变化等使翻译科举呈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

  嘉庆道光两朝对翻译科举做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嘉庆八年（1803年），鉴于乾隆末年实施的五年一举与三年一试的文科举不相协调的状况，将翻译科举改为三年一试，成为定制，至此，翻译科举走上了常规化、制度化阶段，三级考试体系一直保持到清末。嘉庆七年（1802年），为广宗室登进之阶，允许宗室子弟参加翻译科举，可以不经过童试直接进入乡试，命题和成绩评定亦有别于平民。由于只准宗室子弟参加，故称“宗室翻译科”。宗室翻译科在举行几科之后，因应试人数太少而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停止。

  嘉庆时，驻防子弟已不用远赴京城参加文科乡试，准予在当地就近应考，但此种措施并未惠及翻译科举，驻防子弟参加翻译科举时仍须远赴京城，给其体力、时间及经济上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准驻防子弟童乡试就近应考，由于在驻防各地考试，故称“驻防翻译科”。为增加应试人数，还特别规定：驻防子弟不再应试文科举，只准应试翻译科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驻防科举的应试人数。针对翻译进士升途较隘的情况，道光帝制定了翻译进士转入翰詹的九条章程，有助于增强翻译科举的吸引力。还对翻译科场出现的弊端进行了规避，使其防弊措施更加健全。但此时，翻译科举取中人数更低，乡试每科取中仅十余人，比嘉庆时期减少了很多，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蒙古翻译乡会试也因应试人数较少而停止。

  由于道光帝规定驻防子弟只能应试翻译科而不准应试文科举，咸丰年间出现了习汉文之八旗子弟无上进之路的问题。咸丰十一年（1861年）取消各处驻防专试翻译的规定，准驻防子弟于翻译科举外，仍复考取文科举，后驻防八旗子弟既可就近考取文科举又可考取翻译科举。道光之后，翻译科举未再做大的调整，翻译科举虽持续举行，但应试人数更为减少，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翻译科举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翻译科举同文科举一样，都是一种考试取士制度，在考试与取士的设置上，主要效仿文科举，但作为专为旗人而设的一种科举制度，其又有很大不同。在考试资格上，翻译科举为吸引更多的旗人参加，对应试者限制不甚严格，在考试资格的规定上相对宽泛。在考试程式上，翻译科举只有童、乡、会试三级，而这三级也很不稳定。在试题上，无论是童试、乡试还是会试，题型、题量及出题范围都较为简易。在防弊措施上，翻译科举大体参照文场之例，但在具体设置上不够完善，远不如文科举严密。翻译科举取中率要比文科举高出许多，在童试与乡试上体现尤为明显。按理来说，翻译科举应该具有吸引力，但到清代后期却出现无人应考的局面，一方面与旗人满语荒疏、骑射松弛有关，另一方面与翻译科考试与取士的上述设置不无关系。翻译科考试程式多变，翻译乡会试时举时停，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为一种科举考试的稳定性，考试资格相对宽泛，防弊措施又不甚严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其应有的严肃性。在取士制度上，翻译科举固然相对优越，但在制度设置上亦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在初仕之路上，翻译生员较广，而翻译举人、进士的初仕之路却不如文举人、进士广阔。在升转上，对翻译科举的出身并不限定，翻译生员与翻译举人、进士的仕途升转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是生员亦会有一个不错的仕途。因此，易使翻译士子止步于生员，不再向上考取举人、进士等功名，致使应试翻译乡会试之人不断减少。

  虽然翻译科举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设立拓展了旗人的进身之阶，为清代政务运行及满、蒙、汉文化交流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为旗人专设翻译科举，另开取士途径，为其增加了一条仕进之路。如道光帝所谕：“我朝抡才取士，于定立制科之外，复设翻译科目，既以广八旗士子登进之阶，亦识不忘本业”（《钦定科场条例》（下），第1139页）。翻译科举设立之初，官方行政公文中还多是满汉并行，需要大量通晓翻译之人，翻译人才在政务翻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层官员中，翻译士子出任八旗驻防都统和边疆大臣的居多，满足了处理八旗及边疆政务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

  （作者：王春侠 范立彬，分别系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