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州桥所见证的历史

  州桥，是位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交汇处的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州桥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时任汴州（今开封）刺史的李勉在扩筑汴州城时将原位于汴州城南的汴河圈入了城内，并在汴河与汴州城南北中心大道的交叉处修建了该桥，当时因正对汴州城之南门，故称汴州桥。

  汴州桥在五代时称汴桥，宋代改称天汉桥，因“正对大内御街”，又名御桥，俗称州桥。州桥后经金、元、明修缮、改建使用，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洪水灌城后的泥沙淤埋。

  汴河自唐代进入汴州城始，便与之后开封城的命运兴衰与共，位居开封城正中心汴河上的州桥，是开封千百年来兴衰沉浮历史的见证者。

  1984年8月，开封市政部门在修筑下水管道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古州桥遗址，遗址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交叉路口南约50米。随后在工程范围内开挖探沟，清理出了部分桥面，挖出桥孔中的淤泥，对桥址进行了初步考察。试掘出的州桥为南北向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桥面距当时地表深约4.3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桥基距地表深约12.5米,保存基本完好。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又对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至今已完成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除了发现汴河河道及其南北两岸河堤、州桥本体外，另发现有不同时期的灰坑、墓葬、水井、房屋建筑基址、灶、排水道、沟等遗迹110余处，出土遗物达6万余件。尤其在州桥东侧汴河河道两岸发现的大型浮雕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史学、文化和审美价值。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平台发布了开封州桥遗址重大考古新成果。

  本次讲座，拟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以今年所发布的州桥遗址考古成果为中心，对州桥的历史价值进行探讨。

为北宋东京城布局研究提供重要材料

  开封是驰名中外的古都，特别是北宋时期作为东京，正处于中国古代都城结构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重要拐点、中国古代都城由东西向发展转为南北向发展的重要节点。当时的开封城人逾百万、富甲天下，处在自身历史发展的巅峰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对后世中国都城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营建和布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上饱经战争破坏、水患吞噬等原因，历代开封城址早已被黄河洪水淤没在地下，其具体形制成为千古之谜。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开封潘湖遗址考古，始揭开封城市考古的帷幕，经过考古工作者四十多年来的努力，目前已基本搞清了历代开封城址的位置及其发展演变轨迹，但遗憾的是，之前的考古成果大多是通过考古勘探获取的材料，仅仅对古代开封城墙的部分地段和部分城门进行过零星的发掘工作，对古代开封城尤其是北宋东京城的结构布局还不甚明了，从而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深入研讨。

  而处于历史上开封城核心位置的州桥，自唐代建成使用至明末废弃，始终位于古代开封城的正中心，见证了开封历史的兴衰沉浮，可谓古城开封厚重历史的高度浓缩和真实写照，对其发掘及研究相当于打开了一部简明的开封城市史。特别是在北宋时期，州桥位居东京城内南北向的御街和东西向的运河交汇处，是最具代表意义的标志性建筑。本次州桥遗址的发掘是在北宋东京城遗址中心位置首次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不仅对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是开封考古乃至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重大突破。

一幅考古现场版的《清明上河图》

  古代开封是一个和运河特别“有缘”的城市。公元前365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后开凿鸿沟，连接了黄、淮，使千里中原变成水陆通道，促进了大梁乃至魏国的繁荣，由此翻开了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页光辉篇章。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攻魏，引（黄）河（鸿）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一片。

  此后，开封的再度兴衰便和隋唐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隋代开通的大运河其中段名通济渠，是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来，又因濒临汴州，亦称汴渠、汴河。汴河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大运河中最主要的河段，“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公家运漕，私家商旅，舳舻相继”（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汴河自隋朝开凿，历唐、五代、北宋、至金朝初年堙废，先后通航五百余年，自唐朝中叶起，曾是维系中原王朝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重心联系的大动脉。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三《汴河上》），将东南一带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东京，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重要地位。其繁华景象也通过北宋张择端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得以具象化保存下来。正如时人所谓：“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引张方平《论汴河利害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汴河就没有历史上东京城的繁荣，没有汴河就没有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为我们重笔描绘的有两处主要景观，其中一处是高大雄壮的东京城楼，另一处就是凌空高架的虹桥。虹桥和州桥同为北宋时期东京城区汴河上的桥梁，根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可知当时虹桥尚远在东京城外七里的郊区，而州桥则雄踞东京城正中，是全城的闹市区和商业中心。如果说虹桥一带是当时京都漕运的东大门户的话，州桥附近则是汴河深入京城的重要港口，或者说是东京城内一处大型货物中转集散地。张择端笔下的虹桥片段已是一幅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由此来看，当年州桥一带的繁荣景象更是不言而喻。

  到金代，汴河开始逐渐断流，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开封城内的州桥连同汴河一起被黄河洪水灌城后的泥沙淤埋。本次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除了发现州桥本体及其南北两岸河堤、宋代浮雕石壁之外，还对州桥东侧汴河河道进行了深度发掘，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遗存，并在河道两岸发现有汴河上的“木岸狭河”工程，在河道底部发现有疑似的汴河沉船遗迹等，不仅印证了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等相关文献的记载，也与历史上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水浒传》等对东京城运河的描绘不谋而合，仿佛一幅考古现场版的清明上河图，对运河遗址考古具有重大意义。

展示了开封“城摞城”地理历史奇观

  古都开封，虽历经兵灾水患，却是在原来的城址上屡淹屡建、屡毁屡建，如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开封历代城址的位置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城摞城”的历史地理奇观。

  原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城摞城’现象在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一直没有考古材料证明。……由于黄河多泥沙的独特水文特性，黄河流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与开封城同样的命运，但开封是七朝古都，像它这样叠压的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而本次发掘出的州桥，废弃于明末，是明代早期利用宋代州桥桥基建造而成，宋代州桥桥基之下又叠压着唐代残基，使用年代逾860余年，始建至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州桥及其两侧河道自唐代至今的文化堆积层层叠压，首次以清晰直观的地层剖面，揭示出古代开封城发展、演变轨迹中的“桥摞桥”“路摞路”“河摞河”现象，一桥越千载，一河览古今，可谓展示开封城摞城历史地理奇观的理想窗口。

  此前，开封考古工作者在州桥遗址的开封中山路南北一线，曾分别勘探出了历史上开封城的宣德门、午门、朱雀门、南熏门等重要遗址，初步揭示出了古代开封城传统布局中轴线的演变轨迹，这条轴线早在唐代汴州城时形成，后经五代、北宋发展渐趋完善，一直到金、元、明、清，其位置始终没有移动。例如，本次考古发掘出的州桥遗址桥面南北跨度为26.4米、东西宽约30米，其规制恰好与改造之前的开封中山路路面宽度一致，也可视为开封城中轴线千年未变的证据之一，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及至世界城市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展现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本次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0000多件，质地包括陶、瓷、石、玉、木、骨、金、银、铜、铁、蚌、琉璃等，其中三尊鎏金铜造像，造型优美，做工精湛，极为珍贵。造像出自州桥桥体废墟之上的明代金龙四大王庙残基中，其中一尊为金龙四大王造像，有六条手臂，怒目圆睁，牙关紧咬，呈端坐状，另外两尊分别为文昌帝君和真武帝君造像，可谓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据《开封府志》记载，金龙四大王庙是明代开封城内著名的河神庙，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频仍，以上三尊造像应和当时盛行的河神祭祀之风有关。

  尤其是在州桥东侧堤岸发现的北宋时期的大型浮雕石壁，其上镌刻海马、仙鹤、祥云等，一匹海马、两只仙鹤为一组，目前两岸各发现三组，每组为一匹海马和两只仙鹤环以祥云组成，长度约为7.5米，整个石壁推测共有4组图案，长度约为30米。这批发现的石壁，不仅与《东京梦华录》“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的记载高度吻合，而且体量庞大，保存完好，堪称鸿篇巨制，精美绝伦，充分体现了宋代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浮雕上的每一个纹饰，仿佛都在诉说当年北宋匠人的智慧与巧思。

  从历史沿革来看，周、秦、汉、隋、唐诸代王朝的都城选址长期都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和伊洛地区的洛阳徘徊，但自唐“安史之乱”后，随着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逐渐形成“军国费用，取资江淮”“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的局面，随着大运河经济地位的上升，西安、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逐渐丧失，而地处运河要塞的开封，借助漕运枢纽地位，最终对前两者取而代之，成为五代、北宋以及金的定都之地。这个古代都城的选址之变，对于开封成为古都的城市历史来说具有重大历史影响。尤其是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对后世元明清时期都城城市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观之，从长安、洛阳到开封、北京，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史，开封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州桥作为当时的大运河深入古代开封城中心的重要桥梁，不仅成了历代开封城的商业中心，而且还逐渐演绎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文化符号，州桥及汴河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正是这个转折点的物化载体。

讲述开封曾经的历史瞬间

  州桥在古代开封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历代开封发生的众多历史故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水浒传》中，州桥之上发生的杨志卖刀故事早已随着小说而家喻户晓。根据学者研究，作为《水浒传》蓝本之一的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其中记载的杨志卖刀故事本是发生在颍州，而后来成书的《水浒传》则将这个故事移至东京汴梁“天汉州桥热闹处”，即州桥之上。这一改动，也从侧面可见汴梁州桥在宋元以降民间的巨大影响力。

  《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篇中，列举了当时州桥一带的众多美味：“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冬夏百味，繁华热闹，令人印象深刻。

  而王安石“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梅尧臣“堤上残风雪，（州）桥边盛酒楼”、范成大“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等名人有关州桥的诗篇早已成为千古传唱的佳句。古代开封名胜“汴京八景”中，“州桥明月”“汴水秋声”“隋堤烟柳”三景都与汴河州桥有关。

  历史积淀下的州桥，早已不单单是一座交通意义上的桥，而成为代表开封历史的重要文化符号。

讲好黄河故事、运河故事的生动题材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而在黄河流经的诸多省市中，开封与黄河的历史关系正是通过独特的“城摞城”等现象得到了真实演绎，是最为生动形象的黄河故事之一。黄河不仅缔造了开封历史上的几度繁华，也给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古代先民们带来了一次次的生死劫难。大运河开封段（汴河）的水源自黄河，源源不断的黄河水为古代开封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而最终，汴河也消失在无情的黄河泥沙之下，考古发掘出州桥桥面上堆积的厚厚淤泥就是黄河与开封城关系的真实写照，也为我们讲述黄河故事提供了生动题材。而以州桥遗址为中心的汴河，不仅沟通着开封与黄河的关系，作为历史上的隋唐大运河重要河段，也是当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节点。

  如今，州桥遗址已被国家文物局《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列为“重要运河水工遗存保护”名录，被河南省列入“大运河沿线重点文物保护展示工程”名录和河南省“黄河文化九大重大考古项目”之一。接下来，要不断巩固扩大州桥及汴河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深入研讨发掘成果的重大价值，对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高标准创建州桥遗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同时，还要深度挖掘州桥遗址蕴含的文物、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发挥其科研、教育等衍生功能，通过“文化+文创”“文化+艺术”等深层次融合，着重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多种表现形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诠释和演绎，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利用的典范、国际考古旅游的先行区，最终探索出一条新时代背景下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之路。

  我相信，随着对州桥及运河遗址重大考古发掘成果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利用，保护传承黄河文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