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上的郭沫若足迹

  ● 1958年4月30日，刊发郭沫若的诗《人民英雄碑》，其中写道：天安门广场，波澜壮阔的海洋，/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中央——/庄严、朴素、纯洁、坚忍、稳重、大方，/像崇高的灯塔在放射着光芒。/请看，一百多年来的英雄形象，/牺牲生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前仆后继，左提右挈，西杀东挡，/巨人们在投掷山岳，卷起洪浪。

  ● 1959年1月25日，刊发郭沫若的文章《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文章写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遭遇。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杜甫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体裁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 1959年3月24日，刊发郭沫若的文章《替曹操翻案》，文章写道，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公平地说，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然而诸葛亮却被后人神化，而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这是不公平的。

  ● 1965年8月24日，刊发郭沫若的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其中写道：《兰亭序》作于羲之四十七岁时，离他辞郡誓墓只相隔两年。如果说他当时还有用世之念，那是说得过去的。但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感慨文字，只因“死生亦大矣”，“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乎”“痛哉”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是王羲之的文字是断然可以肯定的。

  ● 1978年6月15日，刊发郭沫若逝世消息：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 1982年11月15日刊发消息《〈郭沫若全集〉从十六日起陆续与读者见面》，其中写道，《郭沫若全集》第一批七卷已经出版。11月14日，新书由北京发往天津和上海，将从十六日起陆续与全国各地的读者见面。

  ● 1992年11月10日，刊发陈乃昌的文章《相见五十七年前——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其中写道，当时在东京的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任白戈、林林、张载霍和我，在上海还有热心的同行，打算创办一个不定期的综合性的哲学、政治、经济理论刊物，阐扬马克思学说，特意登门聆听沫若先生的意见，并敬请定名。他听了很高兴，说：“在东京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性刊物，这很需要。建议刊名就叫《文物》吧！”

  ● 2006年7月29日，刊发李朝鲜、李建华的文章《巨海纳百川 麟阁多才贤——郭沫若在四川大学的求学生涯》，其中写道，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声教溢四海”的成都高等学堂理科。然而，“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箭与歌》，便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从而孕育了“诗的觉醒”。

  ● 2015年9月3日，刊发任鸣的文章《郭沫若：以话剧之美展救国之情》，其中写道，1942年4月，《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僵持阶段，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当时，郭沫若曾直言：“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