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话的杰作

  【读书者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顾随《驼庵诗话》的彩图精装本，它也是最后的定稿本。这给了我小小的惊喜——因为我去年刚出版了《顾随<驼庵诗话>解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即是在三联书店2018年修订本《驼庵诗话》基础上对《驼庵诗话》的解读。不料顾之京、高献红两位教授对《驼庵诗话》又做了一番修订、调整，使之结构更为合理，文句益加精确，并且，策划编辑、作家编辑王炜烨先生还给书配了150余幅彩图，一卷在手，诗情画意，令人情味盎然。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顾随先生的著述，其实都是叶嘉莹听顾随课的笔记，《驼庵诗话》亦然，虽远不能展现顾随学术的全貌，但此书却是最具编选意识，并且颇能涵括顾随诗学精华的一部“著作”。《驼庵诗话》最早的版本，是顾之京教授依据叶嘉莹笔记整理而成的，收于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后来，三联书店出版过《驼庵诗话》的两版单行本。《驼庵诗话》不断修订、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驼庵诗话》修订本，可以说是最后定稿本。

《驼庵诗话》的学术贡献

  顾随的文学批评涉及中国的文、诗、词、曲、小说、文论等诸多领域，也包括鲁迅等现代作家。诗学是顾随文论的核心，而其诗学最具体系性的著作就是《驼庵诗话》。顾随撰写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精妙异常，且多理论发挥，但终究是以作家、作品为主的诗词论。其实，顾随有理论体系建构意识，他在1940年代曾写有《孔门诗案》和《韵文普说》，总论儒家诗学以及中国之韵文，可惜皆因故搁笔，未能完篇，文稿亦被毁无存。

  叶嘉莹所记顾随课堂讲录的诗学部分，皆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传学：中国文学讲记》一书，《驼庵诗话》修订本即从《传学》中摘录而成。《驼庵诗话》的内容很丰厚，分“总论之部”“分论之部”两大部分，其他不再细分。总论之部所讲问题有诗之根本、诗人之根本、诗之欣赏、诗之本性、创作论、作者论、诗法与世法、夷犹与锤炼、风格论、文字与修辞论、诗体论、文学影响论等，涉及了诗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分论之部是对古典诗歌的具体评论，以诗人为中心，涉及诗经、楚辞以降，魏晋、唐宋、明清，以迄王国维的众多诗人、词人，包罗广泛，尤以唐诗宋词为重心。顾随在课堂上，既讲古代诗词、文章，也讲《文心雕龙》《文赋》、文学批评史，他是一个对文学有极强的心灵锐感同时又具备高超的文学理论感悟能力的人。所以，顾随可以说是一位全方位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学理论家，此点，由《驼庵诗话》即可见出。

  《驼庵诗话》封面上端印着一句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并称‘双璧’”——其实，这也是我对《驼庵诗话》一贯的评价，而且我认为《驼庵诗话》的成就远超《人间词话》。学界对现代以来诗话、词话著作的研究，大多停留于以《人间词话》为高峰的旧识，实则《人间词话》可说是清末民初，即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期的一部词话杰作，而中国文学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比之《人间词话》时代进展了许多。顾随的《驼庵诗话》虽是1980年代根据叶嘉莹的笔记整理而出，但其本源则是叶嘉莹1940年代在燕京大学听课的笔记，所以当视之为顾随1940年代的文学批评作品，就其学术的高度、广度而言，可说是《人间词话》之后的一个超越性的高峰。

  所谓“诗话”“词话”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体裁，现代之后，完全可以沿用之，它尤其适合具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诗人评点诗人、阐释理论、发扬性情。民国时期有不少诗话、词话、文话，都展现出了古今贯通的新的文学批评的高度。衡量一部诗话的学术贡献，其要有三：一是其理论创新；二是其具体的文学批评水准；三是其内容的广度。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创新，及其词学批评的精彩，学界评骘甚多，自不待言。然而，《人间词话》的文学批评囿于词话之体，并不涉及诗，这是广度上的一个局限。理论上的欠妥之处，当然也有。就广义的诗学而言，诗可以包括词，词却不能包含诗。《驼庵诗话》的内容之广，前文已言。我曾经说：“顾随是那种无意做文学理论家，但却因其天才的悟性，由文学批评而生发出了极有价值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家。”顾随重要的文学理论几乎都囊括于《驼庵诗话》，如他用“言内之物、物外之言”取代“内容/形式”这一组概念；他认为文学是“重生”；一切文学都是“心的探讨”；他提出“诗心”说，谓“诗心”相当于科学家所谓宇宙、宗教家所谓“道”；他认为“诗法即世法，世法即诗法”，“文心”/“道心”是一个；他认为诗有三种成分：觉、情、思；他提倡“力的文学”及“韵的文学”——“韵”即停留在心上不走；他认为创作要“物格”，即“物来心上”；针对中国文学，他提出了发前人所未发的美学概念——“夷犹”……诸如此类，涉及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者论、欣赏论、风格论、修辞论、影响论等方面，完全具备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所需的各个要素。一流的文学欣赏、批评，当其触及深层时，必然会抵达理论问题，王国维、顾随皆是如此。

  那么，顾随诗学最核心的理论是什么呢？顾先生自己说得很鲜明，他说：“有人提倡性灵、趣味，此太不可靠，应提倡韵的文学。性灵太空，把不住，于是提倡趣味，更不可靠。不如提倡韵。”什么是韵？顾随说：“有字外之意。有韵，即韵味。合尺寸板眼不见得就有味，味于尺寸板眼、声之大小高低之外。《三字经》亦叶韵，道理很深，而非诗。宋人说作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此语实不甚对。意还有无穷的？无论意多深亦有尽，不尽者乃韵味。最好改为‘言有尽而韵无穷’。在心上不走，不是意，而是韵。”诗学的基础是诗之本体论，即“诗是什么？”或者说“使诗成为诗的是什么？”创作论、风格论等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顾随认为使诗成为诗的是“韵”。提倡“性灵”“趣味”者，是晚明公安“三袁”迄于现代林语堂、周作人、废名、梁实秋等人。顾随不赞同这种主张。他以为性灵太空，把不住，不可靠。至于“趣味”，比性灵更空、更浅。不是说文学不要性灵、趣味，而是不能把它们当作文学的根本。顾随说：“不如提倡韵”。我们可将此观点概括为“韵的文学”。韵，在中国文艺中虽然是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如画论有所谓“气韵生动”、诗论有所谓“神韵”说，但顾随把“韵”单独拈出，其意味又自不同。“气韵”的“气”是一种生气，尚不是艺术之成为艺术的根本。所谓“神韵”，“神”当指事物的精髓，但王世祯所谓“神韵”指的是一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虚灵境界，顾随认为王世祯所谓“神韵”排除了“世法”，即踏实的生活，这是靠不住的，亦非诗之根本，因为诗不能脱离“世法”。所以，顾随认为一个“韵”字即可说明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韵”是在心上不走，即一种心灵感动，一种言有尽而味无穷的感觉。“韵”是一种艺术效果。“韵”不是诗的最高境界，而是诗的根本，无韵则非诗，有韵则为好诗。通常所谓“诗意”，当为“诗韵”也。以笔者所见，顾随所谓“韵的文学”之理论，既超越了古典诗学，同时也比王国维的“境界说”，及周作人、林语堂继承晚明的所谓“性灵文学”“趣味文学”都来得高明。

  如果把“韵”作为诗的本体，则顾随的其他一些理论都可与之相印证，构成自洽的逻辑体系。如顾随另一组文学构成论“言内之物/物外之言”，此二者合成之后生成为“韵”；又，顾随说诗可分为“觉、情、思”三种成分，这可以说是构成“韵”之内蕴的三种元素；顾随认为“诗是重生”，能停留在心上不走的“韵”，恰就是诗之重生的东西，一种打动人心的源于生活与生命的艺术创造。

  顾随在讲韩愈诗时认为中国文字可表现两种作风：夷犹、锤炼。锤炼是传统话语，而“夷犹”本是从容、不用力之意，顾随以之评价屈原那种有弹性的缥缈的文字风格，并将其与锤炼、氤氲相对比，“若夷犹是云，锤炼是山，则氤氲是气”……“夷犹说”可谓前无古人的创造性的理论。顾随诸如此类的议论，往往兴会淋漓，一空依傍，令人茅塞顿开。晚清民国以来，诗话、词话不少，但确有理论创造者不多，此所以《人间词话》与《驼庵诗话》堪称“双璧”之由也。

文学与人生的高度融合

  顾随的文论有很多特点，如他时常引佛禅论文学（此点超越了《沧浪诗话》等古典文论），有时引书法、京剧论文学等，其灵心妙悟真是一绝。不过，顾随的文论最突出的一个特质，是他时常在讲文学时讲到人生的道理，将文学与人生打成一片，盖因文学是根基于人生的，顾随对此有深刻的自觉。《驼庵诗话》开首第一句话，即“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若仅为文学而文学，则力量薄弱。”应当说，这是顾随文论的基石。叶嘉莹将此言置于开首，可谓具眼。《驼庵诗话》中有很多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角度阐释诗歌的精辟之论，如要在诗中表现“生的色彩”，要使“生的色彩”浓厚，须有“生的享乐”“生的憎恨”“生的欣赏”“在人生的战场上要七进七出”；“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一切世法皆是诗法，一切诗法皆是世法”“曹、陶、杜各有思想，即对人生取何态度，如何活下去。中国后来诗人之所以贫弱，便因思想贫弱。”……读这样的诗论，既可学文学，也可悟做人。中国古代诗话、词话，或评点诗人、诗词作品，或摭拾诗人掌故，或建构诗学理论，如《沧浪诗话》《原诗》等，还有大量的对典故、辞章的品疏、评析。王国维《人间词话》是札记体，吉光片羽，然贵在能提升出一些理论感悟，如境界、造境/写境、理想家/写实家、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等，其理论其实多是中国传统文论与19世纪西方文论的初步组合。另一方面，《人间词话》中偶有将诗词与人生打成一片者，如用晏殊、秦观、辛弃疾的几句词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态度，真乃性情之语。但《人间词话》此类议论并不多，且王国维多关注“诗人之忧生忧世”，而未能如顾随对中国文学的感伤特性有所批评，并推崇曹操那种“永远睁着醒眼”的艰苦精神；陶渊明那种挣扎之后的调和、积极、健康；杜甫的挣扎、奋斗精神；或辛弃疾那种文学天才与政治、军事干才兼备，“什么都是真格的”之力道——“稼轩是极热心、极有责任感的一个人，是中国旧文学的革命者。”顾随无论讲诗词、文章，随时都能发挥人生哲理，他真是将作文与做人、为学与为道打成一片了。在以文学为载体的生命精神的深处，哪里有文学与人生的分别？顾随文学批评的高明，就在于他极善抓住作者的精神及其作风。顾随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心的探讨”，“文心、道心”本就是一个。文学批评至此境界，文学、艺术、学术、修辞皆不足以形容之。诗是一个伟大的东西，诗学是对这种伟大性的映照。唯有在此高度上，我们才能理解顾随所谓“‘诗心’二字含义甚宽，如科学家之所谓宇宙，佛家之所谓道”；“世上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

  读顾随的讲学文章，我时常觉得其中有种罕见的品格，像精金美玉一样蕴含其间，读之令人志气为之一振——“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此品格乃是对理想人格境界、人生态度的探索与发扬。如他讲人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恋爱如此，整个人生亦然，要有“圣佛不度众生誓不成佛”的精神，这才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陶渊明是“去昏散病，绝断常坑”，其智慧乃经“身经”“理想”两个阶段，百炼成钢而来。再如，顾随说：“文艺将来要发展成为没有伤感、悲哀、牢骚而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指出文学的理想境界，向上之目标，真有发扬蹈厉之概。文学的意义最终超越于文学，而使人生迄于更加理想的境地，则无上矣。古往今来，诗话多矣，但多是就诗艺谈诗艺，鲜有能予人以丰厚的人生教化者。顾随的诗论则由“诗艺”抵于“诗教”的境界了。但顾随所谓“人生”已是现代的人生观，而非孔子所谓“仁者”的人生，也不是庄子以追求心灵解放为目的的人生观，也不是佛家出世的人生观。《驼庵诗话》有言：“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有操守固然好，而现在要紧的是有所作为”“你不要留恋过去，虽然过去确可留恋；你不要希冀将来，虽然将来确可希冀。我们要努力现在。”叶嘉莹评价顾随曰：“‘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信哉斯言。

  顾随的文论堂庑特大，精光四射，如果你展读《驼庵诗话》，一片“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文学风景将在你的眼中浮现。

  （作者：赵鲲，系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