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青铜铭文书写的文学转向

  春秋时代，文化丕变，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已经到来。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特质，郭沫若曾以著名的莲鹤方壶为其象征，他说：“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蹰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实际上，不仅春秋时代的器物艺术突破了窠臼，春秋时代的铭文书写也展现出了新的品格。

  与西周时代相比，春秋青铜铭文至少在如下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转向特征：

  第一，礼制的突破、个体意识的显露与昂扬的时代精神。

  春秋是典型的城邦时代（傅道彬语），诸侯国在摆脱了周天子的羁绊之后，各自开疆拓土，以蓬勃的态势发展起来，《左传》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言：“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春秋时代，各诸侯国表现出鲜明的自立和自觉精神，出现了发达的城邦史学、城邦哲学，一种突破旧有束缚、强调自觉自立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春秋时代的思想主潮。与此相适应，春秋时代的青铜铭文也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风貌。

  春秋中期青铜器《晋公盆》在其开篇仿照西周金文套式，称扬先祖说：“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敬□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但随后就转入了对自己的不吝华辞的赞美：“余虽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燮万邦，殷殷莫不日卑恭，余咸畜胤士，作朋左右，保乂王国，刜暴舒迮，丕严虩若否。”到了春秋晚期青铜器《𪒠钟》，器主自述说：“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男子之臬，余不特甲天之下，余臣儿难得。”意谓：我是吕王的孙子，楚成王的盟仆，男子汉的榜样。我不仅才能出众，天下第一，我实在是难得的人。李家浩说：“这样自吹自擂的铭文十分特别，可以说在先秦铜器铭中是仅见的。”（《𪒠钟铭文考释》）比起《𪒠钟》的狂妄，不遑多让的是《郘钟》铭文，整篇铭文有七处用第一人称，而且大多用主格，如“余翼公之孙”“余颉冈事君”“余兽丮武”“余不敢为骄”“我以享孝”。也有用所有格的，如“作为余钟”“乐我先祖”。这在传世铭文中也是仅见的。

  在这种以我为主的铭文书写方式里，西周铭文“敬天法祖”的思想精神正在一点一点被剥离。春秋的诸侯和士大夫们，似乎已经不再将青铜铭文作为权力和地位的“特许状”（马林诺夫斯基语）证明，而是认为自身的德业奋斗比起先祖的遗传血统，更具有说服人心的效力。

  第二，精细化、个人化的语汇描摹。

  西周时代的青铜铭文，完全是礼典书写的产物，其语词使用一方面受限于“礼典”的程式和规范化描述，另一方面受制于“礼器”“礼物”和“礼文”的词汇陈列，留给个人和个性表达的空间极小。因而，其文学性主要表现为“礼文”之“文”的显现，表现为一种在形式、韵律方面向“诗”的靠近，表现为一种对盛大功业的文字叙述。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最终表现为对“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的追想。所以，西周青铜铭文的“文学性”，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性”，与纯粹的“文学性”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因而在某种角度上，西周青铜铭文的表述更多“公家之文”的特征，却缺少“私家之笔”的个人情致。

  这种情况，到春秋时代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变。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自春秋早期开始，西周晚期金文中习见之有关廷礼、册命等内容的铭文即已不复见。礼典从铭文中的消隐和弱化，为个人化的文学表达预留了空间。

  如春秋早期青铜器《上曾太子鼎》，其铭文载：

  上曾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作䵼彝。心圣若虑，哀哀利锥。用孝用享，既和无测。父母嘉持，多用旨食。

  此鼎是上曾太子般殷为其去世的父母铸造的彝器，中有“心圣若虑，哀哀利锥”句，文辞优美，极为少见。中国上古典籍中曾记载一种非常神秘的“思成”行为。所谓“思成”，乃是古人在祭祀先祖之前，祭主先要进行斋戒，回忆先祖生前所作所为，思虑既深，便如在目前。如此，则祖宗陟降，神明来格，此谓之“思成”。《诗》之《那》谓“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郑笺谓：“汤孙太甲又奏升堂之乐，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谓神明来格也。《礼记》曰：‘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旋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此之谓思成。”青铜铭文“心圣若虑”是典型的“思成”之举。“圣”，听也，闻也。“心圣若虑”，谓以心听之，如闻忧虑。《祭义》言“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心听”也。“忾然必有闻其叹息之声”，“若虑”也。“哀哀利锥”者，“哀哀”，悲伤之心也，《诗·小雅·蓼莪》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利锥”者，哀心之状，锥心之痛也。

  再如春秋晚期青铜器《蔡侯尊》，其铭文曰：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否，擸敬不惕，肇佐天子，用作大孟姬媵彝缶，禋享是以，祇盟尝禘，祐受无已，斋嘏整肃，类文王母，穆穆亹亹，聪宪訢扬，威仪游游，灵颂熙商，康谐穆好，敬配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千岁无疆。

  此器铭文，是春秋蔡昭侯为长女大孟姬媵器所作的致语。铭文中有“灵颂熙商”一句，用以称美大孟姬的容貌，“灵”者，令也，休美也。颂者，容也。熙者，光也。商者，彰也。所谓“灵颂熙商”，意即娇美的容颜焕发出太阳一样的光辉。王粲《神女赋》：“朱颜熙曜，晔若春华。”用“熙”来描述“颜”，与蔡侯器铭文“灵颂熙商”中用“熙”来描述“容”恰可互证（谢明文《商周文字论集》）。曹植《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与此差可比拟。应当认为，这种对于大孟姬美貌的描写方式，实际上已开后世以太阳喻女性容颜的先河。另外应当注意的是，此铭文一一列举大孟姬之美德，其文合于诗韵，类似于《卫风·硕人》的“赋”体，描摹之精，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罕有其匹，独树一帜。

  第三，关注器物艺术本体的文学修辞。

  西周青铜器是“礼”的物质载体，青铜铭文的书写重在对“礼”的呈现，而其自身的材质、纹饰、音声之美，在铭文书写中则较少表现。及至春秋时代，个人的情感嗜欲活跃起来。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喜欢“装饰之美”。魏文侯与子夏语，好“新乐”而厌“古乐”，喜欢“音声之美”。二者一一违背礼制，以个人的情感嗜好为唯一的出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青铜铭文就不能不有所表现：

  《𪒠钟》载：“其音赢少炽扬，龢平韵煌，灵色若华，比诸毊磬，次诸长竽，合奏鎗鎗。”“赢少炽扬”四字意谓编钟之音高低起伏，远近飘荡飞扬，对于“音色之美”的形容已经变得具象化。“灵色若华”四字用来赞美新铸编钟的“材质之美”，意谓编钟奢华的色泽像鲜艳的花朵。透过作器者得意的口吻，我们可以想见它当初艳惊四座的“出场”情景。《郘钟》载：“矫矫其龙，既𣃵崇虡。大钟既悬，玉毊鼍鼓。”“矫矫其龙”用以形容悬挂编钟的筍虡的饰纹，《周礼·考工记》谓：“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臝者、羽者、麟者以为筍虡。”赢少炽扬、灵色若华、矫矫其龙，十二个字让人感觉到青铜器铭文书写的变革，感觉到春秋文学语言的进步，它已经从简单的颂扬祖先的器物载体，转变成了人们“关注”的艺术本体。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春秋青铜铭文的书写彰显了一种与西周迥异的文学风格，它表现为昂扬的时代精神、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和对器物本体艺术修辞的重视，与《左传》等经典文本一道，共同呼唤着一个“新体文言”文学时代的到来。

  （作者：李振峰，系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