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过学的人,谁都有班主任,而且往往不止一个。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初小的郭先生。
那时候,我们管老师叫先生。郭先生个子稍高,身强力壮。笑的时候,右腮高高地隆起来,显得特别有趣。不过,没有多久我便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叫人不满意。
首先,他留着偏分头。那时候,清漳河边的孩子们,都是在脑袋前坡上留柿饼大的一撇长发,就像杨柳青年画里的那样。而一旦长大成人,就都剃成光葫芦和尚头。郭先生分明是成年人了,偏要如此另类。第二,他在校园的墙上画了好几幅画,孩子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除草,有的在灭蝗虫,有的在站岗放哨,可没有一个画的是我。第三,他教我们唱歌,唱《七杯茶》:“头一杯茶呀,敬我的爸呀,我去当兵你看家呀!”直到最末一段:“第七杯茶呀,敬我的妻呀,我去当兵你莫哭啼啼呀!”我全会唱,可他一回也没让我独唱过。再就是我嫌他不会笑,笑起来,为啥只有右腮隆起来呢?
有了这四条理由,课堂上,我就搞些小动作,故意惹他不高兴。
有一次,就要下课了,我却尖着嗓子喊:“报告!我要撒尿。”郭先生右腮隆着一笑,说:“现在就下课。不过,我问件事,谁愿意到沙河村去送封信?”
童年时代,出村可好玩了,跟出国似的,这样的好事,当然不会轮到我。
同桌李秋廷高高举着手说:“我去我去,我知道路,我姥姥就是沙河村的。”他一句话说了四个“我”字。
郭先生说:“光你一个人去不行,还得找个人做伴儿。”大家又是一窝蜂地抢着去。
我因受了感染,也冒一句:“我去!”
兴许我的话慢了半拍,郭先生听得反而更真。他当即指定我说:“好!就叫李亮一同去!”
那封信是用麻头纸写的,扭叠成一个“6”字形。
郭先生把信装进我的衣兜时说:“信一送到,就快回来,不要在路上贪玩!”他还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顶。那手掌硬硬的,似乎长满了老茧。
我第一次觉得很光彩,更觉自豪。
在路上,我们见到用木头独轮车推着送公粮的人,还看到几峰驮东西的骆驼,比马还大。
走了不到一堂课的工夫,翻过一个小山包,沙河村便呈现在眼前:有平房,有瓦房,还有一两座土楼;村街上响着鸡叫声狗叫声毛驴叫声。下到沟底,绿树下还流着一条河。河里没鱼,只有蛤蟆乱叫。这时候我才知道,除了我生活的东戌村和邻近的西戌村之外,山后还有村庄,可见世界有多么大!
信,送给了沙河村小学的江先生。见面才知道,江先生是一个女子,留着长长的两条辫子,又黑又亮,辫梢上束着红头绳。这当然是又一次大开眼界,我才知道,闺女家也能当先生!
在回来的路上,草窝里蹚出一只蝗虫,飞得老高,把我们吓了一跳。接着又跑出一只野兔,我们两个追了一程,没追上,倒让我们早早跑回学校来了。看到我们俩安全返回,郭先生再次摸摸我们的头,以示表扬。
从此,课堂上我再也没有捣乱过。
郭先生在黑板上写了很大的字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祖国。”他的声音很洪亮,很有感情。我忽然觉得,他的偏分头漂亮起来了。而校园墙上画的孩子,也一个个像我了。
有一次上课,郭先生点我起来单独唱歌。我唱了一首《大烟袋》,是骂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郭先生直夸我唱得好。写字描红,他编了四句歌:“村东有只狗,进村乱下口。大家齐动手,打跑这只狗!”我知道这只狗是指日本鬼子,因为日本在我国东边。郭先生夸我聪明。
后来,日本鬼子对太行山“扫荡”紧了,郭先生就报名参了军。
我们把他送出村外。他胸前戴着大红花,骑马走过石拱小桥,扭回头来向我们告别。他仍然带着那独特的笑,右腮隆起来。我忽然觉得,这个笑容很美。
郭先生走后,沙河村小学的江先生,调到了我们学校。
郭先生常有信写给江先生,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前方作战很勇敢。在一次拼刺刀中,他拼死三个小鬼子,立了大功。
第三年初夏,又到了满山翠绿的时节,我到江先生屋子里交作业本。
她的墙上,新挂起一张军人照片,一看就是郭先生,头戴八路军帽,胸前佩一朵大红花,右腮微微隆着,在笑。
我高兴地问:“郭先生现在在哪里?”
江先生好像没有听见,把脸扭到一边。我继续看着郭先生,还调皮地吹了一下那相框上围着的黑纱……
第二天,村里的长辈悄悄地告诉我黑纱的含义。原来,郭先生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我心里像猛地被捅了一刀子。我跑到村外的小河边,抱住一棵桑树,大哭了一场。
泪水洒进小河,小河里溅起波浪。在波浪里,我好像还看见郭先生那右腮微微隆起的笑容。
(作者: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