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诚为读者服务

  倏忽而逝。今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喜迎90华诞。爱生活、好读书、求新知，人生中最美好的三件事，在这里汇聚。

  栉风沐雨。1932年7月，邹韬奋、胡愈之和徐伯昕等人在战火硝烟中创立生活书店。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的新知书店开张。次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人把读书出版社的书送到第一拨读者手中。旨在传播知识、开启民智的三家书店，在接下来的1948年，合成一股强力，竭诚为读者服务到今天。

  白驹过隙。这块历史悠久的文化阵地，已经以优良的传统、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发展壮大，俨然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在读者心中扎下根，在作者心中铸下魂。

烽火中举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姓生灵涂炭。诞生于国土沦丧、民生凋敝之时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克服艰难险阻，出版进步书籍和杂志，宣传先进思想理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进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运动，成为中国现代进步出版事业的楷模。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与邹韬奋有同学之谊。在他的记忆中，抗日战争之前的30年代，邹韬奋对中国文化界的启蒙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邹韬奋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他的进步思想和高尚人格，代表了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钱锺书和杨绛，寓居在上海。钱杨寓所附近的一家生活书店，是他们每天下午四点后经常光顾的，看书看报，在那里还会碰见很多朋友，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像老熟人一样。他们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每期《生活周刊》必读。杨绛生前回忆讲，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新中国成立前，三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先后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包括《资本论》《大众哲学》等在内的书刊，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生活书店出版的萧红的《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陈白尘的独幕剧集《后方小喜剧》，以及“创作文库”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巴金的《沉默》、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等，使无数青年从中接触了进步思想，提高了文学素养，受益终身。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三家书店先后在上海、汉口、广州、西安、香港等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三家出版发行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场一致，战线统一，互助合作，并肩战斗。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三联书店前身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占了近一半。三家书店从事的绝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业，他们一方面团结进步的作家、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另一方面以启蒙为号召，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读者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联出精品

  在读书人的心目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崇高的。在学者的视界里，能在三联出版自己的专著，好比获得一项荣誉。数十年来，这也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成文的标杆。在学者们的眼中，三联书店是代表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窗口，占据引领风气之先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三联出精品。

  新老一辈叫得出名字的学者，从陈寅恪到周有光，从季羡林到钱锺书，从王世襄到黄苗子，从陈来到李零，从陈平原到茅海建……响当当，都是三联书店的作者。

  钱锺书、杨绛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生活书店的常客，当他们的《钱锺书集》和《干校六记》《我们仨》要寻“婆家”时，理所当然地要交给这个可靠的“老朋友”。在杨绛的眼里，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不官不商，有书香”。

  太多这样的学者，最初由三联的读者变成朋友，最后成为三联的作者。所以，三联并非一个孤零零的出版社，她更像是一个文化人的乐园。

  90年来，三联书店就是这样把四面八方的文化人聚在一起，以出版高品位的人文学术图书，赢得了学者的信赖，赚取了读者的口碑。

  当年，董秀玉在选题会上必问的一句话是：这本好书好在哪儿？为什么适合三联出？就是这种坚持，使得三联的品牌和特色日渐叠加，成就了自己的风格。今天，董秀玉仍然欣慰地说，三联的书小而美，重印书多，书品一流。

  学者陈乐民当初一到书店就能辨别出哪本是三联出品，“一看就知道是三联的书，洁净、素雅，看着舒服，有三联味”。在季羡林看来，这三联味，就是清新、庄重、认真、求实。

  翻看三联书店的过往书目，可以看到，很多书都占据着那个领域执牛耳的地位。

  1986年初夏，由陈来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组成的“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一行，到刚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洽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等丛书的合作事宜。很痛快地，三联就接受了这一大规模的出版计划。那一年起，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被中国读者钟爱。时至今日，译丛里的很多品种仍是畅销书，有些品种销量近十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读者有幸读到萨特、本雅明、亨廷顿等外国学者的名著，皆因三联人的文化意识与学术眼光不同寻常。

  集眼光、胸怀和气魄于一身，是三联人一贯的特点。他们在为“大家”“锦上添花”之时，不忘给出书难的年轻学者“雪中送炭”。 

  1994年，沈昌文和董秀玉抱着开拓进取的想法，开始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出版以青年学者的原创学术著作为核心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心同此念的，当时还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厉以宁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学勤。几位中国资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代表各大学科，负责对丛书的遴选、修改与出版。三联的许医农和孙晓林两位女编辑，一前一后，像跑马拉松一样，连续十多年，跑赢了这次中美合作。迄今，“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已经出版百余种，始终保持着优秀的内容和过硬的品质，从“40后”到“80后”，很多当代学术领军人物的第一部著作或代表作都曾入选这套丛书，它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代学人的更迭与成长。

  在大众出版方面，三联以“金庸作品集”和“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赢得了普通读者的芳心。有一段时间，街头巷尾大家谈论的话题绕不开黄蓉和郭靖，《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一时洛阳纸贵。当初引进“金庸作品集”时，董秀玉也曾心里打鼓，一向以高品位的学术出版见长的三联是否适合出版这类通俗读物。“‘金庸作品集’是不是好书？”“当然是好书。”“是好书，我们推荐给大众阅读就没有错。”30载过去，这个文学殿堂级的出版项目，在读者心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进入新世纪，以2001年起刊行的“钱锺书集”和“陈寅恪集”为标志，三联书店有意识地开始对20世纪前辈大家、名家的重要作品进行遴选和整理出版，陆续推出“钱穆作品系列”“黄仁宇作品系列”“张光直作品系列”“冯友兰作品精选”“金克木集”“王世襄集”“费孝通作品精选”和“宿白集”等。

  为加强当代原创学术著作出版，陈来、李零、茅海建、陈平原、荣新江等一批当代重要学人的作品，也陆续以系列形式被三联推出。

  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外，“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文史新论”和“当代学术”等原创学术丛书，成为三联对中青年学人关注和支持的重要体现。各个书系有不同的定位、功能和影响力，但又互补共生，相互阐发，成为三联有广泛涵盖力的原创学术图书的“矩阵”。

  学术传薪，三联书店90年不曾动摇。

读者的家园

  1978年，改革的春风徐徐吹起，开放的帷幕缓缓拉开。春风化雨，三联书店的学术和文化“基因”开始萌动。与时代同行，在社会发展大潮中搏击的同时，三联人致力为改革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文化、学术资源。这种良性的互动，自《读书》杂志创办起，一直延绵不绝。

  1979年，《读书》创刊号以《读书无禁区》开篇。一路开拓，《读书》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几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回想起当年读研究生时的青葱岁月，刘统犹记得同学们在一起聊天时的很多话题总是起于《读书》，终于《读书》。每期《读书》上激动人心的好文章，给予他和同学们太多精神上的愉悦。

  超豪华的作者阵容，是吸引年轻学子的根由。当年董秀玉的一句“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至今令太多的学者言犹在耳。一个一个专栏，成为架在读者和学者之间的桥梁。葛剑雄开辟读史系列，吴敬琏发表经济学文章，刚从哈佛毕业的赵一凡一篇接一篇地贡献哈佛读书札记……关注时代前沿话题、拓展思想文化新领域的一篇篇雄文，令读者如沐春风。当年，《读书》上金克木的“无文探隐”、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等栏目，以及王蒙置于“欲读书结”专栏下前后数年写下的六七十篇文章，在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这份由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合力创办的杂志，从创立伊始到其后的岁月中，在知识界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聚集起一批优秀出版家、知识分子作者队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之一。与此同时，《读书》的创办，也为三联书店此后30余年间的佳作频现，厚植了一块文化沃土。

书店是灯火

  2014年4月23日上半夜，三联书店的老顾客唐风拎着一捆刚刚在店里买下的12本书，兴高采烈地走回书店北面的居民楼家中。延长营业时间，对于像唐风这样的读者而言，能有更多时间读孔子、读巴金、读《这边风景》，真可谓“他乡遇故知”。

  这一天，恰逢第19个世界读书日，三联韬奋书店正式启动24小时运营模式。这一天起，每一个夜晚，当窗外的喧嚣慢慢消散，书店里的阅读热情渐渐升腾，身着时髦服饰的年轻人、拉着行李箱的过路客、晚饭后消食纳凉的长者，在这个你我的夜书房各得其所，各寻其乐。

  不多久，三联书店三里屯店开业，潮流青年在时尚的三里屯多了一处打卡地。薄薄的书页、淡淡的墨香、暖暖的灯光，吸引他们慢下来，静下来，沉淀下来，体味宁静、安心和美好。

  当城市进入午夜，书店就成了灯火。灯火，带给人以光、以亮、以温暖。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书店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我们所生长的地域的万千记忆。

  时间倒回至1996年。那时三联书店的员工终于要结束长达十年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在美术馆东街兴建业务楼。然而，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过多年的董秀玉，胆识与眼界并存，主张“把原来设计的办公楼中的一部分开辟出来，做成书店，摆上开放式的书架，让读者自由挑选，打破以往读者要隔着柜台、举着望远镜或眯缝着眼睛，还要看售货员的脸色买书的传统”。那一刻，三联书店率先开启了内地超市型书店的经营模式。

  那时，董秀玉还想利用书店空间，给当时住房条件普遍窘迫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能喝茶聊天的地方”。于是，北京的书店里第一次有了咖啡厅。时隔多年，董秀玉回忆起当年三联员工对兴办书店的支持，依然十分动情：“我跟大家说可能还要艰苦一点，办公室不可能很大，只能是一个个小格子间，我们要腾出地方办书店。哇，三联员工真的太好了，大家真的心很齐，一致支持，把最好的地方留给了读者。”

  从打造城市书房到24小时书店的开门迎客，董秀玉和三联同仁深知，他们的初衷是为爱书人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和精神的激扬之地。

  一盏灯，照亮天南海北的夜读者。在这里，唐风们享受到了三联人的暖意，更感受到了三联人给予他们的尊重。他们在《傅雷家书》里读到了父爱如山，在李零的《我们的中国》里进一步认知中国、热爱中国。

志同道又合

  指缝太宽，时光太瘦。90年，几代人。

  在一代代作者的心目中，一代代的三联编辑以独有的学术眼光、胸怀和气魄，成其为三联。一如一代代作者的豪华阵容，三联一代代的编辑同样“豪华”，自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到后来鼎鼎大名的范用、沈昌文，精明强干的董秀玉、吴彬、孙晓林，以及现在年轻的一代，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对读书人的热情和亲切，对出版的追求和执着，是三联编辑们共同的品质。

  90岁的三联拥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气息，这与几代三联人的文化品味、眼力以及敬业、爱业的精神分不开。

  在季羡林当年的记忆里，邹韬奋是民主斗士，他出版的书，都充满了新精神，催人向上，推人革命。

  夏衍曾说，范用出的书，可以叫做文人写给文人看的书。一语中的，范用的特点正是热心知识，广交天下贤士，以书会友。

  在王蒙的印象中，沈昌文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他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他不搞学院派，不死读书、不搞教条主义门户之见。”一辈子自称“知道分子”的沈昌文，确如王蒙所言，是出版界的奇景。

  “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董秀玉当年对黄裳和太多作者那温婉的一句，大家都心领神会，不得不赶稿子了。而学者们愿意与三联合作，也多是道义之交。

  诚如刘梦溪所说，三联的味道就是文化的味道，这个味道体现在三联人的身上和他们的行事方式上，这使得我们把三联当成自己的家。

  90年，读者、作者和编辑，相濡以沫、志同道合，殊为不易。

  （本报记者 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