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与景教徒

  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原为流行于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基督教派别之一。其创立者聂斯托里（约380—451年）因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离说而于431年被判为异端，其信徒迁入波斯境内活动，以医学、天文等技术服务于波斯宫廷。贞观九年（635年），景教由中亚进入长安，受到唐太宗的优礼相待；而入华景教徒亦极力施展其长技效力皇室，创造对己有利的传教环境，由此而形成双方的密切互动。

一

  刘肃《大唐新语》曾记载下面一则史事：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朏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此事因与皇帝有关，故为正史所载。《旧唐书·高宗本纪》系于永淳二年，《资治通鉴》系于弘道元年。永淳、弘道都是高宗的年号，实为同一年即683年。

  高宗疾病之治疗涉及两个有意思的问题，一是医者秦鸣鹤采用的医疗技术的来源，二是秦鸣鹤本人的身份。秦鸣鹤治疗高宗眼疾采用的似乎是穿颅术。穿颅术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三国志·魏志·华佗传》记载，三国时代神医华佗曾为曹操实施过穿颅术，“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瘥”。针鬲，即以针刺横膈膜的穴位。但高宗所患疾病伴有失明症，不同于曹操的头痛病。秦鸣鹤实施的穿颅术，其目标似在高宗之眼病即失明症，有别于此前流行的医治头痛之术。这种治病方法不见于前代典籍，说明它应该是一种新医术。

  这种新医术从何而来？《新唐书·西域传》记拂菻国：“有善医能开脑取虫，以愈目眚。”《新唐书》所记取自《通典》，《通典》所记来自杜环。751年唐将高仙芝所率军队于中亚的怛逻斯与阿拉伯军队发生战争，遭受败绩，大量唐军士兵被阿拉伯（大食）军队俘虏，杜环亦在其中。他在地中海东部游历十余年后于762年返回中国，撰成《经行记》记载其游历见闻，其中明确记载：“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大秦”一名多见于汉魏史册，指罗马帝国，尤其是其地中海东部疆域，“拂菻”多见于隋唐史册，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经行记》云“拂菻国……亦曰大秦”。8世纪中叶以后，唐人已知“拂菻”与“大秦”实为一国。

  《经行记》所记载的“开脑取虫”医术即穿颅术，是希腊古代医学中的著名医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久已流行。出生于爱琴海科斯岛的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在西方世界被誉为“医神”，早在公元前5世纪（约前420年）就在著作《论视觉》中记载眼睛失明的治疗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治疗方法。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所谓“目眚”可能是由于脑部肿瘤或血栓所致，而“开脑”所取的“虫”则出乎杜环的想象。高宗治疗眼疾所采取的应是来自希腊罗马的穿颅术。

二

  为高宗治病的关键人物秦鸣鹤是否为景教徒？学术界存在争议。以典籍记载而论，其为景教徒之可能性很大。除了杜环见闻并记载的“大秦善医”这个事实前提外，在华景教徒（即大秦医生）善医眼疾并非个例。《李文饶集》卷十二记载，大和四年（830年），南诏攻入成都撤走后，任成都尹的李德裕清点户口，“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在南诏所俘工匠中，“医眼大秦僧一人”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他属于当时罕见的“工巧”。景教徒在中国境内常被称为“大秦僧”。此例说明从事医疗职业、精于眼疾治疗应是景教徒群体的专长技艺。

  《大唐新语》和《新唐书》称为高宗医治者为侍医张文仲、秦鸣鹤二人，而《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独称秦鸣鹤一人，这种记载上的差异显示，秦鸣鹤乃高宗眼疾治疗的主导、医术不凡的一代名医。但怪异的是，秦鸣鹤之名除此一处得见外，再不见经传，事迹全无；而张文仲却是名留青史，与李虔纵、韦慈藏同以医显名，《旧唐书》有传。其中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禁绝外夷各教以后，他的景教徒身份成为禁忌，其名随之归于沉寂。

  另外，秦鸣鹤的“秦”姓也颇含意蕴。虽然历史上“秦”姓未必都是外族血统，但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人员多以“秦”为姓，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一位商人自交趾（今越南）来到建康（今南京），在中国文献中留下了“秦论”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归化中国的外国人多以其母邦为姓，这种习惯在唐代尤为盛行。汉魏史册视“大秦”为制度完备、文章华美的理想国度，甚至称大秦人“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景教徒久居中国，获知此类对己传教活动有利之信息，必甚重视之，以其为获得唐朝廷与民众之认同的捷径，以母邦为其姓而善加利用，进行自我宣传。秦鸣鹤以“秦”为姓，显有彰示其“大秦”国人身份的意涵，而“鸣鹤”一名则可能转自叙利亚语读法，教徒中以此为名者不乏其人。

  景教入华之初，以“波斯经教”见称，一个多世纪后，唐朝廷获悉“波斯经教”乃“出自大秦”，天宝四年（745年）玄宗诏令全国各郡的“波斯寺”一律改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唐朝廷如此优渥景教，景教徒为皇家效劳而赢得皇室垂青，想必是重要原因。换言之，治疗高宗眼疾是景教徒在中国从事医疗活动的一次重大实践，是景教徒在中国境内以医术助力传教的例证，在传教策略上与明清时代的在华基督教团体可谓如出一辙。

三

  而高宗疾病医治过程似还隐匿着更多细节。高宗自显庆（656—660年）以后即罹患疾病。《旧唐书》称“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新唐书》记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资治通鉴》记载更详：显庆五年（660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高宗之病至显庆五年已很明显，故由武则天协助处理政事。此后高宗的头风病未见好转，有加重之势，遂考虑由武则天摄政。《资治通鉴》记上元元年(674年)：“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

  自显庆至上元元年，高宗罹患头风病已有十几载，此间发生过两起重要事件。一是苏敬等药家撰成药典《新修本草》（一名《唐本草》）。药典对“底野迦”加以详述云：“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新附。”二是拜占庭帝国向中国遣使的外交行动。《旧唐书·西域传》：“乾封二年，（拂菻国）遣使献底也伽。”乾封二年即667年。这是继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国遣使后的第二次遣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第一遣使所贡献的赤玻璃、绿金精等物，第二次遣使带来的是一种药物（底也伽）。这两个事件中均涉及同一种药物，似与高宗疾病隐含某种关联。

  底也伽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传统药方，发明甚早。有人认为公元前4世纪约旦城的希腊人、医生安德鲁马库斯，在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印度之际创制此药，其目的是用于被毒蛇咬伤后的解毒；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前1世纪黑海南岸本都国王密特拉达特的御医加耳透阿斯所创。据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记载，这种药剂由六百种不同原料混合而成，但其主要成分是鸦片。罗马名医盖伦改进底也伽配方，此药又被称作“盖伦丸”。盖伦曾以此药为罗马著名的马可·奥勒略皇帝治疗头痛病。在罗马帝国时代，底也伽被视为“万用药方”，用于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拂菻使节向唐朝皇帝贡献底也伽，不是寻常之举，最大的原因应是皇家所需。盖域外使节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稀见方物，乃属正常；若非皇家所需，贡献药物实为中国文化传统所忌。由此我们推测，其中隐秘的真相可能是，高宗患病多年求药医治，景教徒想到了古希腊的传统药方，认为底也伽可以医治皇帝疾病，建议高宗服用。高宗长期饱受头痛折磨之苦，在中医治疗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决定试用。这一消息由景教徒传回拜占庭帝国，遂有拜占庭使节贡献底也伽之事。与此同时，苏敬等医家奉敕编撰《新修本草》，对底也伽获得了更多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写入了新药典。《新修本草》所谓“新附”即新加入的知识，应来自景教徒所作的介绍。

  底也伽虽然可以减轻高宗的头痛之苦，但在根本上不能治愈其顽疾，故其病情仍在加重，以致发展到“目不能视”。《资治通鉴》记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鸣鹤的诊断是“风毒上攻”。所谓“风毒上攻”或“风上逆”，乃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说法，可能是中国史官记载此事时借用的固有之词，其实应是脑瘤或脑血栓压迫视觉神经造成失明。秦鸣鹤采用希腊罗马世界流行的针刺法为高宗实施手术治疗，使脑瘤或血栓暂时消失，病情得以缓解，高宗短时间内产生“吾眼明矣”的感觉，但脑瘤或血栓病灶不能彻底清除，遂于十二月驾崩于洛阳贞观殿。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殊方药物底也伽，以及景教徒实施的医疗，虽没有治愈高宗的疾病，但显示了景教徒以行医助力传教，竭力接近皇室，以获取传教方便条件的努力。

  （作者：张绪山，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