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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7日 星期三

    沈从文:人物由内而外散发着生机

    作者:张新颖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7日 14版)

        沈从文(1902—1988) 资料图片

        1984年第8期《大众电影》封面刊发电影《边城》剧照 资料图片

        晚年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资料图片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

      今年是沈从文诞辰120周年。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需要从孤立的、稳固的、规定性比较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里,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20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展开讨论。事实上,沈从文的自我、文学、后半生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

    通过对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来确立“自我”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他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的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觉醒”以前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后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21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预言;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又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另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读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

      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他的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是贴不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机,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机。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他坚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

    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止是人的世界,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无法透彻理解作者意图。这个世界有悲哀,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

      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有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连的天地大美,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连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连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止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很多人谈论沈从文作品,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

      (作者:张新颖,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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