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视角及方法论创新

  【中华文明探源】 

  文学人类学这个新兴交叉学科有一个特色传统，即数十年坚持打通文史哲、艺术、宗教和政治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努力追求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建构。200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将国际上已经体现综合学科优势的比较神话学范式，引入到我国的文明探源工程，开启中国社科院重大A类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该项目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借鉴国际上以神话学探究文明起源的经典性成果，组织翻译引进一批英、日文著述，其研究对象包括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日本、韩国文明等。其二是梳理百年中国神话学的探索经验，特别是在上古史与考古学结合互动方面。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范式，让考古新发现与文化阐释形成有效对应，期望从神话信仰的还原性认识中，筛选出文明发生的精神动力要素，让文明探源研究能够探查、触摸到中华文明独有的灵魂。

四重证据法：新时代国学研究创新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立项时拥有的研究工具利器，是1993年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和2005年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国学传统的基本方法论是考据学，并以考据学为基石，总体划分为考据、义理、辞章的三分格局。在王国维1925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前，国学考据学的基本格局围绕着传世文献，两千多年没有大的改变。王国维之后，国学方法更新换代的契机屡屡出现，文化人类学整合视野的引进，是催生二重证据之外新证据的突破口。三重证据专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记载之外的活态文化传承，包括口传文学与民间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特别是图像方面。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融汇一体的研究实践，直接引出文化大传统理论（指先于和外于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文本的多级编码理论等。

统一中国的史前观念：玉石神话信仰的文化认同作用

  放眼全球，所有伟大文明的起源，没有一个不伴随着神话幻想支配的文明奇观：埃及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像，巴比伦空中花园（神庙庙塔），奥林匹克火炬，克里特岛王宫，迈锡尼的黄金面具，中美洲玛雅金字塔等。对照之下，中国文明起源期的文化奇观既不在巨石建筑方面，也不在贵金属的冶金术方面，而是突出表现在切磋琢磨的玉礼器传承方面。如5300年前凌家滩80公斤巨型玉猪，玉龟壳夹持的八角星纹玉版，北方红山文化玉雕神祖像与南方玉雕羽冠神徽之类。还有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依然发挥经济作用的西玉东输路线——“玉石之路”（也即“丝绸之路”前身）。

  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文明起源期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广袤，与尼罗河、两河流域和希腊半岛孕育出的偏于一隅文明古国截然不同。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不分地域、族属、语言的巨大差异，凝聚到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句古代熟语其实已道出此中奥秘。那就是认同到华夏文明自己特有的最高价值观。体现这种最高价值观的文献依据足够充分，但是却被西学东渐以来的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建构者们完全忽略掉了。如《论语》所记孔子的发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国语》中观射父对楚王解惑祭祀原理的“玉帛为二精”说，若套用普通百姓都能挂在嘴边的一句则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结合四重证据法来看，二重证据方面以葛陵楚简为例。该简记载了战国时的楚人如何以玉器祭祷三位楚人先祖：（见图）

  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礼神祭祖要以玉器为中介？为什么崇玉话语只出现在我们华夏，却不出现在世界五大文明的其他四个？以玉和帛为至高价值的国教信仰，究竟源于何时何地？项目研究成果表明，此类国家信念体系，建立在中国文明独有的两种物质互动基础上。从文明的基因构成看，先于普适性的青铜时代王权国家，还有一个更早更深远的玉器时代，该时代铸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注定给文明发生提供不变的价值导向。诸如和氏璧故事（完璧归赵），卞和献玉璞故事，鸿门宴刘邦因玉礼而保命，周公手持玉璧玉圭和祖灵展开现场对话，姜太公垂钓渭河钓出玉璜等故事，史书中屡屡出现，读书人早已司空见惯，却未能有效反思其所以然。其实，这和一万年来玉文化在东亚大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史前玉文化的点线面传播过程靠什么因素得以实现？靠的是共同的史前神话信仰的认同力量。具体讲，以玉为神，以玉为天（赐），以玉为永生不死象征，这是一整套神话信念体系。此类观念的跨地域传播，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我国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没有金戈铁马的精神统一的渐进过程。该过程要比众所周知的秦帝国武力统一中国，早出整整两千年，其重要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不言而喻。

  以往的国学传统受制于文献史学观，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一场先于甲骨文汉字而存在的文化整合和凝聚过程。唯有走出已有的书本知识的束缚，跟随第四重证据不断出现的轨迹，才能走进前文字时代物证符号认知的广阔天地。这就意味着对大量史前考古遗址和文物的再学习，并由此展开辨析解读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文本编码与再编码的本土化理论。迄今已出版三套丛书，以能贯通史前中国故事的玉礼器解读为重心，让玉礼器所讲述的万年故事，凸显世界文明发生史上的中国奇观。

  对“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这个重要命题，现已逐渐形成有更为细化的认识推进：璧、琮、璜，加上锥形器和冠形器的完整玉礼体系，早在五千年前的环太湖的长三角地区就已率先完成。良渚文化之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奠定了夏商周玉礼符号的基础。此种认识的递进，又推出基于环太湖地区田野调研的考察记类著作《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2021年），让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细化探讨，揭示出在无文字时代发生过的重大文化传播现象对文明起源的意义，并彰显被传统国学观忽略掉的一面：南方长江流域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史前玉文化的高峰没有出现在中原和北方，却唯独孕育在长三角地区？那一定和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率先驯化出稻米，并在七八千年前开启养蚕缫丝生产等物质积累优势有关。

万年中国大视野的必要性

  青铜时代的文化，仅从青铜时代的相关认识去看待是不够的。因为华夏的青铜时代距今也就是四千年上下。四千年的文化传统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找出青铜文化的前身和祖型，那就是国际上一般而言的新石器时代。世界各文明古国皆脱胎于此。在我国，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有数千年之久长期积淀的一个玉器时代，目前能够彰显新石器时代中国特色的正是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可以说青铜时代所有重要的“铸鼎象物”之神话原型，均来自作为祖型的玉文化，而玉器时代的工艺传统是雕玉象物。当儒家创始人在青铜时代结束的东周之际，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八字真言隐喻表达君子理想的学习功夫时，其所沿用的不是青铜时代的话语，而是隔代传承下来的玉器时代的更早话语。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看，当今学人要想超越全盘西化的学术话语的遮蔽，恢复中国话语，一定要向儒道墨法诸家圣人的现实用语中去重新寻找。从玉石到青铜合金的演变，这不仅是材料和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且是玉石神话催生冶金神话观念的信仰变迁过程。玉石神话催生冶金神话，是一个前因后果明确的派生过程，此过程的因果变化绝不能倒置。所有称得上贵金属的物质，其进入冶金加工前的状态和玉石一样，也是石头—矿石。充分认识不可冶炼铸造的老石头神话——玉崇拜，到可冶炼熔铸的新石头神话——金属崇拜，这当然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认知递进过程。不过大多数从事青铜时代研究的专业人士没有这样的学习经历。我们在文明探源研究的副产品“神话学文库”中专门翻译了冶金神话研究的国际权威性著作《熔炉与坩埚：炼金术的起源和结构》，意在普及神话观念驱动冶金术的相关研究成果。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国学传统的精髓，分不清源流关系，就无法建立确切而翔实的历史意识。如果说青铜器不是源，甲骨文不是源，皆为派生的或次生的文化现象，那么真正具有原型意义和文化基因价值的，需要诉诸更早的玉器时代的文化积淀。玉文化从距今一万年前的东北地区开启，到距今四千前中原青铜礼器出现，为接引后来居上的冶金文化足足铺垫了六千年时间，其意识形态的发酵作用相当可观。儒家圣人的“切磋琢磨”类话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类话语，皆提供出语言人类学方面的极佳例证。更不用说彰显华夏最高理想的成语“白璧无瑕”“冰清玉洁”“玉碎瓦全”等。“万年中国”新视野的俯瞰全局效果，有助于在文明探源方面厘清源流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一万年前就有国家和文明，而是要与时俱进地彰显如下事实所蕴含的新知识：对于一个农业文明古国而言，其最核心的物质（小米、大米生产都始于万年前）和精神要素（玉帛崇拜）都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就已经萌生的。万年文化共同体的知识创新意义，体现在将古今人惯称的“上五千年”知识，作为认清“下五千年”所以然的前提。

中国话语：本土文化理论体系

  培育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视野能给中国学术发展带来广阔空间。从国际学术视野看，我国文科的主要短板，是没有一整套能充分体现中国道路特点的本土文化理论体系。这体系应是百年大计，需从当下出发，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从1993年尝试国学方法更新换代的三重证据以来，文学人类学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文化理论系统的努力方兴未艾：从四重证据法论、神话中国论和神话历史论，到玉成中国论和文化大传统论，再到文化文本及其多级编码论等，一套能够引领交叉学科探索，兼顾宏观和微观的本土文化理论系统正在形成。“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神话学文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共130余种著作构成一个学术理论展示集群。

  文化文本的建构以其史前时代的原编码为核心，必然受到神话想象支配。包括作为象形字的汉字产生，后世的文献书写，均要受制于先于文字的原编码（又称：文化的一级编码）。如何探究原编码时代的神话幻象？为文明探源而特别选出的一部译著是《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该书援引五大洲36位萨满医师的自述，解答上天入地想象和人—兽变形想象如何发生的学术难题。幻象，是早期人类仪礼行为的产物，萨满的治病与禳灾功能也是通过社会仪礼活动而兑现的。国际公认萨满现象源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这就为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出珍贵的精神遗产活化石。作为第三重证据，能够有效发挥对文物和文献的双重激活作用。至于神话宇宙观如何支配文化编码的问题，拙稿下面再以三星堆新出土文物为例略加说明。

  2022年6月三星堆3号坑发掘出一件特殊青铜器，因为其罕见造型，专业人士暂名为“奇奇怪怪青铜器”。若从神话学视野看，或许并不奇怪，可称为四柱撑天形神坛。古人生活在自己的虔诚信仰的笼罩之下的，最关注的事就是祭神拜祖。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已有力证明：在古代中国，先民沉浸在自己幻想建构的神话宇宙中。由此，以文物造型的图像叙事为切入点，可以看到：1.神坛基本结构为上圆与下方的对应形式，体现天和地以及海陆空的三分空间。2.底部托举巨人，对应神话宇宙观中的海神（北方之神）禺强。3.四大圆柱象征表现支撑在天地间的四极。4.环绕四柱的有领璧形式，迄今首次昭示有领璧的使用场合，示范意义非凡。若结合后世以玉璧代表天门的象征传统，对照1986年出土青铜神树上的类似璧形设计，可知此神坛四极天柱与天门的组合方式别出心裁：划分天界与地界的分野。5.有领璧上的神兽，从升天动力方面考量，不属于凡俗下界的动物。对称的大角鹿（牛）和倒立的螭，表现升天神兽的天马行空特异禀赋。螭的虎首加走龙身形，兼具龙虎特征。与鹿（牛）组成三联升天意象，对应后世道教信仰的龙虎鹿三蹻。6.方形大地四边的12圆形符号，隐喻舆地神话观中的车轮形。其下牛首冠神人，对应《周易》坤卦的大地为子母牛联想。

  三星堆虽有些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器物表现，但仅凭玉帛二者的共在，就足以反驳一切外来说的观点。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像华夏这样信奉君子如玉人格理想，也没有哪个文明像华夏先民那样养蚕缫丝。文明发生的独特道路，必然催生本土独有的话语，而今也将催生出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

  （作者：叶舒宪，系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