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训文化源流探微

  “家训”是指家庭内部的规训，即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包括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等。在我国古代，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的形式，它是维系和发展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

文体视角

  《说文解字》：“训，说教也。”可见，“训”是一种行为方式，具体来说是一种说教授道的行为。追溯“训”体之源，其最早被命名为文体，应是出现于《尚书》之中。《尚书》是尧至周期间政事言辞之汇编。孔安国撰《尚书序》中提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文选》卷四十五），即指《尚书》中的六种“各司其职”的文体。作为“尚书六体”之一，最初的“训”也是依傍政治而生。这是“政事之训”，记载着有关执政规律的训诫，有君主对王位继任者和臣下的训示，也有臣子对君主的规劝。随着社会的发展，“训”体大致经历从“政事之训”到“家教之训”的转变，同时在与其他文体的互渗过程中，其内涵边界不断扩大。

  基于“训”在广义上的说教之义，那些以说教训诫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皆可被看作是“训”体文。就以《尚书》来说，其中有很多篇目虽不以“训”为题，但就其内容来看实为“训”体文。正如孔颖达所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

  总的来说，不论是以“训”为名的“训”体文，还是虽未冠以“训”名，但实为“训”体的文章，都体现出“训”作为一种上古文体的特点，在古代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政治规训的作用。所以“训”作为一种文体，最初是“因事而立”，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作为一种“王室政训”的同时，本身也行使着一种“王室家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家训的先河。

  不论是先秦时期的“诰”“令”“箴”“铭”等带训令说教性质的文体，还是之后兴起的“诫”文，都在其文体的功能和性质上与“训”体异名同功。此外还有“规”“令”等文体，也常被用在“教诫训示”的场合之下，与“训”体有相似功能。比如“令”最初也是发源于政治上的诏令文，是一种古代的政治应用文体。《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刘勰认为告诫的文辞，就是诏令中最为切实的一种。和“训”“诫”一样，当“令”从“政令”延伸到家庭之中，就成为 “家令”，开始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而“规”本身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规范性含义，《说文解字》：“规矩，有法度也。”就是说“规”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吴曾祺《文体刍议》：“此体古无所师，唐人以意为之。后人每有规条、规约之目，亦是此意。”这些规条、规约其实就是一些“规劝”“规训”等教诫、告勉之辞，在古代，“规”常常出现在家庭、书塾等地。长者对幼孩言谈举止进行规范的条约也就形成了家庭的规约——家规。“令”包含着更强的强制性意义，“规”则有更大的约束性，但作为文体，它们都和“训”一样，发挥着教诫告劝的社会作用，广义上都可视为在“训诫”体范畴之内。中国古代的文体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各种文体之间又常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文中提及的“训”与“箴”“诫”“令”“规”等文体，产生于不同的“特定场合”，却有相似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复杂多义和不确定性使文体之间的界限模糊，上述几类文体之间就很难划分出清晰的界线，“训”与“箴”“诫”“令”“规”等都是具有“教诫”功能的实用文体，其实常常被视为同一种文体。

家训之训

  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凝聚了古代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教育观念和人生智慧。“家训”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边让传》：“髫龀夙孤，不尽家训。”意为“父母的教导”，即家教。家训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人独有的治家规范。那些蕴含其中的治家、理家和兴家的智慧也是维系中国古代千千万万家族经久不衰的“传家宝”。

  宽泛地说，只要是教导子孙后辈如何修身齐家的言辞和文字都是“家训”。像周公的《诫伯禽书》、曹操的《内戒令》、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司马谈的《命子迁》、陶渊明的《命子》等都是“家训”。唐、宋以后，出现大量韵文形式的家训，如杜荀鹤的《题弟侄书堂》、陆游的《示儿》，以及邵雍的《诫子吟》《教子吟》《教劝吟》等。

  陈振孙推崇《颜氏家训》，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这是从狭义角度来说的。陈振孙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从家训史来考察，《颜氏家训》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家训的成熟，是历代家教的典范。它自成一家之言，新创“家训”文体，是第一部以“家训”命名的训言体著作，堪称“家训之祖”。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化兴起，家族意识日渐浓厚。选官制度有重要变化，由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变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家世门第是主要依据。人们更加重视“家风”“家声”和“家学”。《颜氏家训》在《教子》《治家》《风操》等章节中就谈到了涵养优良家风的重要性，如《治家》：“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就把治家与治国并论。《涉务》开篇就提到：“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士人君子，要能够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是愧对俸禄和官位。“家训”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治家规范，也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实用文体。

家教传统

  中国自古就善于总结家族兴衰的经验和教训：“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所以为子孙着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风，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许多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而我认为这句话更重要的内涵是说，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职份”，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好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员也各尽其“职份”，这样就“齐家”了，推而广之，天下就太平了。《礼记·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也是这一理路。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寑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淮南子·人间训》）

  孙叔敖是楚庄王的功臣，照理可以受封肥沃的领地，但他偏偏选择“寑丘”，那个地方多沙石、甚至地名都丑，谁都看不上。但是后来呢？选择肥沃领地的其他功臣的后代很快都消亡了，只有孙叔敖的子孙保存下来。因为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想得到，所以会争斗，贫瘠的土地没有人想得到，所以没有性命之忧。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写了一本书《血缘：〈史记〉的世家》，世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世代兴盛的大家族。一些世家大族的兴盛，一个家族之所以长期存在，有精神层面的构成元素，在培养优良家风方面，肯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史记》“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讲了一个兄弟谦让的故事。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朝周太王的儿子，他俩还有一个弟弟叫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姬昌，很得周太王的喜欢。周太王很想把王位传给姬昌，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位子先传给季历。太伯、仲雍看出周太王的心思，就跑到南方当时的蛮荒之地去了，让弟弟季历可以放心地继承王位。后来季历果真继承了王位，他的儿子姬昌也继承了王位，姬昌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这就是吴氏家族“德让”的故事，后代吴氏家训中多有“德让”的训辞，许多地方的吴氏家族的祖厅门楣上就有“德让遗风”四个字。孔子曰：“太（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说的就是这种谦让美德。

  “丁丑，崔柕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柕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柕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柕杀庄公’，崔柕杀之。其弟复书，崔柕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柕乃舍之。”（《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太史三兄弟，面对篡位的权臣崔柕，齐太史坚守史官的职守，坚持写下“崔柕杀庄公”，崔柕就把齐太史杀了。齐太史的弟弟继任史官，又这样写，崔柕又把他杀了。齐太史的小弟弟接着任史官，又坚持这样写，崔柕害怕了，只好放了他。齐家三兄弟坚守的是史官的实录精神，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这种实录精神，不仅是一种史学精神，更是一种职业道德，也是人格精神。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史记·鲁周公世家》）

  这个故事是说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年纪太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看到这种情况，就代替周成王管理王朝事务，这就给人留下口舌。周公旦不顾天下人的流言蜚语，等周成王长大成人，就还政成王。这个时候天下人终于知道，周公旦是大公无私。司马迁称这个故事为“揖让之礼”。（《鲁周公世家》）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旦的这种精神，是一种担当精神，也是一种信守诺言的品格。

  上面所说的谦让、尽职、守信，是古人认为立身处世坚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许多家族存世立教的基本信条。

  家规家训的目的不在于“轨物范世”，而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正因为是对同宗同祖的亲人们说的话，所以比较真诚，比较可信，所谓“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颜氏家训·序致》）就拿《颜氏家训》来说，这部书一共有20篇，有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等，涉及家庭内外、士人立身处世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后世而言，在明确其固有的历史局限的前提下，其中有许多思想内容，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不要溺爱小孩：“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颜氏家训·教子》）

  善择友：“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说明“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慕贤》）

  劝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颜氏家训·勉学》）

  尽忠守职：“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是“朝廷之臣”，二是“文史之臣”，三是“军旅之臣”，四是“藩屏之臣”，五是“使命之臣”，六是“兴造之臣”。“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颜氏家训·涉务》）

  居安思危：“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颜氏家训·涉务》）

  重农务本：“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禀，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颜氏家训·涉务》）

  守道崇德：“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主张君子之德，反对“躁竞得官”。（《颜氏家训·省事》）

  《颜氏家训》是我国较早的家规家训，对族人的日常行为作了种种规范和训导，对于人品修行的重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颜氏家训·勉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颜氏家训·勉学》：“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雠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对于“人己之学”，《颜氏家训》更有明确的表述：

  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氏家训·勉学》）

  有意思的是，颜之推提出，古今学者所谓的“为己”“为人”内涵指向有所不同，但无论古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讲论文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利行”。

  尽忠报国：“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戒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颜氏家训·归心》）这是忠孝难于两全的思想，关键时刻主张弃孝尽忠。

  六朝时期中原变乱，许多中原大家族举家南迁，在思想上仍然保持着中原文化的思想观念。《颜氏家训》的主导思想就是传统的中原文化。为了在相对陌生的南方生存发展下去，这些大家族特别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颜之推回忆自己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家训·序致》）又如梁代萧绎《金楼子》有“戒子篇”，收集了史上训教子孙的一些善言名言，如合稷庙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等。

  有良好的中原文化根基，又有严格的家庭教育，当时许多大家族人才辈出。当时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就说：“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文心雕龙·时序篇》）刘勰说王、袁、颜、谢、何、范、张、沈等家族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出现许多人才。唐代刘禹锡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仍然有对六朝众多家族兴衰的感怀。

客家的家规家训

  下面，集中介绍一下我们通过调查等方式搜集、整理的客家家规家训。客家的传统家规家训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代表之一，蕴含着忠孝为本的家国情怀、亲善睦邻的行为规范、克勤克俭的生存智慧。

  对于家庭，客家人重视“孝”的教育。如《刘氏家规》（宋嘉泰元年本）有“孝父母”列入家规总则条目：“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故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诚、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所以为尽子职也。”《李氏家规》（清刻本）有“敦孝悌”条目：“父母之恩，天高地厚，恩情罔极人伦。十月怀胎，三朝乳哺，推干就湿，保抱抚摩，忧疾病，闻饥饱，调寒暑，父母受尽万苦千辛，方得子女成人长大。为子女者即幸遇父母有寿，急急孝养，难报天恩。人生时日限也，万一错过，殁后即披麻戴孝，三牲五鼎，竟亦何裨？”强调报父母生养之恩是人伦至极，尤其强调父母在世时就要及时行孝。

  “忠爱家国”在客家家规家训中是重点强调的内容。如《张氏家规》（清河张氏清刻本）就有“忠效国家”条目：“国家与民，关系互相。民忠国盛，国富民康。国泽黎民，民增国光。天经地义，效国理当。劝我族人，以此为尚。奉事国家，蹈火赴汤。为国稳安，戎马扛枪，为国振兴，农工学商。清政廉洁，不图恩偿。和衷共济，不怨下上。执行政令，遵纪守纲。踊跃赴公，早完税粮。”唐陈崇撰《义门陈氏家范二十则》有：“出励名臣，处为硕儒。安吾作息，急乃公输。”达则为忠臣良将，穷则硕儒善士，但无论穷达，都要急国家之所急。这正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家国情怀”的深厚积淀。

  客家人与人交往重礼义、讲谦和。如《谢氏家训》（清刻本）要求：“内外亲族，无论尊长同列，皆当以礼接之。毋得简傲笑谑，不恭不敬。”台湾屏东县南州乡《徐氏家训》指出：“以出入则与俱，以吉凶则与共，以燕享庆吊则时相聚处者也。若以情属之义联之，何在非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谊乎。苟或因小忿而生嫌，片言而构祸，鲜不以通家至好之谊而至隔绝不亲矣。”

  客家人因为“客居异乡”，更加懂得生活之艰难、幸福之不易，所以十分强调勤俭治家。如《钟氏家训》（清刻本）有“禁游惰”条目：“一人各寻一业，务尽其职，切不可驰骛浮华，虚闲度日也。”又有“戒奢侈”条目：“治生之道，曰开源，曰节流，开则务勤，节则务俭，不勤不俭，亏损立见，况俗尚奢华，事事不安于简朴，非自立骨干，必不免为习所移。噫嘻！十年勤之难丰，一旦耗之易尽，何如崇朴黜华，食用无忧不继。”

  由存留至今的客家家训来看，古代家规家训的确凝聚着古人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