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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国人民面临外敌横行、山河破碎的严峻威胁。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发出“救亡图存”的号召。此时，刚刚经历了启蒙时期和发展初期的“新音乐”，自觉汇入民族救亡战争的大潮，创作了一批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歌曲，开启了一代新歌风。聂耳就是当时的作曲家群体的典型代表人物。为什么聂耳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伟大贡献？今年是聂耳诞生110周年，笔者围绕他的革命思想历程和歌曲创作，探寻他的艺术成就，对于聂耳而言，音乐就是革命的号角、战斗的武器，于他而言——
1.音乐不是神秘的艺术，音乐是现实的
聂耳原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他的一生仅有23年生命历程。他在家乡昆明长大，在成长中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显露出对音乐天然的兴趣和才能。在广泛接触了二胡、三弦、笛子、月琴等民族乐器后，他开始业余学习小提琴。19岁那年，聂耳从云南到上海，最初当一名职员，因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追求进步，很快加入进步文艺家行列，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革命音乐家。
1931年4月22日，聂耳加入“明月”歌剧社，当时，日本加剧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日益壮大。聂耳曾受过中国共产党的间接教育，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面对新的现实，他要求自己迅速赶上时代。这个时期，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音乐作为抽象的艺术，能否为革命服务”，当读了《戏剧与音乐》的创刊号后，他清晰地认识到：“音乐不是神秘的艺术，音乐是现实的，没有人的思想情感就没有音乐……”从此，他要求自己将思想与艺术并重发展，逐步确立了努力的方向。在这种方向引领下，他深入钻研音乐艺术，包括学习小提琴和各门民族乐器、学习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领略唱片上的各种音乐等。学习之余，他善于洞察音乐与国运兴变、民气振发的关系，尝试将音乐的创作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现实密切结合。
当进一步明确了“把艺术当成革命的武器”这一现实课题，聂耳特别关注了“歌曲如何才能为群众接受”这个问题，他坚定地认为民族风格的新歌曲必须注意曲调与语言吻合，于是下大功夫练习注音字母、研究国语知识，不到两个月，基本掌握了国语的概念、发音学，国语的声韵、声调规律与变化法则，以及国语词汇与音乐语汇的结合方式等。这些充分说明：聂耳创作的一批群众歌曲之所以做到了歌词语言与音乐语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绝非偶然。
2.音乐创作就是服务于民族事业的
1931年，中华民族的危机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运动蓬勃开展。聂耳看到十万工人的反日罢工、义勇军奔赴前线协助驻军作战，以及广大市民和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声援前线。他一次次感受到中国人民抗敌自卫的洪流，体会到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抗战的情绪。他聪敏的耳朵仿佛听到了群众的心声，从而带给他一种冲动：群众的意志为什么不由他们自己唱出来？这应该是时代赋予音乐家的任务。带着这种信念，他发奋学习音乐创作的各种知识技能，学习之余，看电影、欣赏唱片、读乐谱、听音乐会，尤其刻苦研究民族传统音乐。聂耳的第一首习作是1932年1月6日完成的，之后，他又写了两首口琴曲，日常注意随时收集材料，当音乐的灵感袭来，便拿出随身准备的纸笔当即记下。
1932年至1935年是聂耳在上海从事音乐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三年。他密切接触进步的艺术工作者，认识到民众在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求音乐有新的内容、新的表演，作曲家要切实地为人民而创作，就要有新的态度，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艺术水准的音乐。他为自己提出一项严肃课题——“怎样做革命音乐？”为实现音乐创作服务民族解放事业的追求，聂耳要求自己提高政治水平，参加革命活动；向生活学习，吸收人民的思想感情；把自己浸润在劳动人民的音乐之中，学习劳动人民的音乐语言，研究其中的情感和表现方法。
时代赋予聂耳革命文艺家的信念，使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经历了一个勇猛精进的发展过程，日益表现出“新音乐”运动开拓者的姿态。
3.亲近民众的生活态度才是创作的法宝
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或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活动。如，与任光、张曙等“左翼”音乐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与安娥、任光、张曙等人参加了田汉领导成立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经党组织安排，他利用为“左翼”电影工作的条件创作了一批电影歌曲，如电影《母性之光》的插曲《开矿歌》，电影《大路》的插曲《大路歌》，电影《飞花村》的插曲《飞花歌》和《牧羊女》，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出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动向和人民的意志，同时凝练出高度的艺术性和崭新的民族风格。
聂耳将他日常学习的各类音乐语汇“为我所用”，进行带有个性化和创造性的组合联结，形成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与自己的音乐语言特色。这种富于特色的语言，刻画了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生发出强大的战斗号召力，而亲近民众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思想也必然使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他创作的经典佳作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音乐语言表现中国人民的情绪，为大众喜闻乐听。如，《打砖歌》整首歌曲不过10小节，却创造性地使用一种不间歇的劳动节奏，将打砖工人的愤慨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主题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只是一个短小的结构形式，却高度凝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抗日的坚强意志。
聂耳之所以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成就，究其原因在于，革命的音乐家首先是革命者，是革命队伍的一员，最终，成长为人民的歌手、民众的代言人。
4.音乐可以凝聚起向上的力量
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歌曲是聂耳音乐创作的一类重要体裁。他立足工人阶级立场，用工人阶级的观点观察和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如，《大路歌》是吸收劳动者的歌声而创作的，感情饱满、深刻，节奏有力、明朗，仿佛使人置身劳动和战斗的情境；《码头工人》由战斗性劳动节奏与抒情性民间音调融合共生，在一个五度音程内展示出鲜明的主题形象，结尾唱到“向着活的路上走”，曲调豁然开朗，成为全曲最有力、最突出的主题。
救亡主题是聂耳音乐创作的重要内容。这类歌曲体现了党在救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使革命音乐在整个革命斗争中成了有力的环节。如《自卫歌》激励了许多人走上抗日战场，无论敌人用何种方式阻止它的演唱和传播，也吓不住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充满了革命爱国主义的热力，掀起汹涌的抗日热潮，鼓舞民众携手加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
抒情歌曲与战斗性歌曲或劳动性歌曲在聂耳的创作中相互映照。那首满溢哀情的悲歌《铁蹄下的歌女》，成功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卖艺女子的真实心声。歌女由心而生的强烈控诉和深深无助，生发出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最终，强烈的控诉转化为号召民众奋起抗争的正义力量。
革命作曲家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应担负动员人民勇于抗日的任务，聂耳在很短时间内便成长为这样一名开路先锋，担负起用艺术激发人民抗日热情的历史使命。他坚定立足人民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立场，在艺术创作方法上开辟了一条新现实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成为我国近代现实主义音乐创作光荣传统的重要部分。当代音乐家应从聂耳的革命创作道路受到鼓舞和启迪，延续他创造的光辉历史，承继他追求的艺术事业，在他开创的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作者：蔡梦，系教育部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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