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坚实的道德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关于道德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旨归，科学论证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及其规律，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道德发展方向，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道德理论科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当前，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责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的道德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道德问题，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道德底蕴。

  回首党的百年历史，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行。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一部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不仅站在真理的制高点，更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美好社会的道德理想，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创造形成了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行的“道德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道德密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由于思想道德工作、精神文明工作亟须加强建设，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导致中国现实道德问题不断凸显，迫切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认真聆听时代声音，从理论高度解决中国道路的道德之问。《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社会公德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四大”着力点之一，强调指出，要“推动践行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人们多把社会公德解读为维持公共领域基本秩序与公共利益所必需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社会公德领域的道德主体之间通常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遵守社会公德需要更加自觉的道德意识，这也使得社会公德与其他道德类型相比，具有了更高的道德崇高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转型也导致传统私德的作用范围急剧收缩、作用效能大幅衰减，亟须社会公德占领私德退场的道德“真空”地带，纠正一部分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产生的道德焦虑感与道德无助感，批判乃至逐步杜绝公共领域是非不分、善恶不辨、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现象，欺骗欺诈、不讲信用、损公肥私、肆意破坏等恶劣行为。大量事实证明，我国现实社会公德领域存在的失范现象和突出问题，不同程度上都与社会公德体系尚未健全、其应有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问题，将其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把加强社会公德教育与依法依规结合起来，把阶段性专项治理与构建长效机制结合起来，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社会公德的建设与治理。

  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德命题的一个前沿性课题，王维国同志的新著《公德之道：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从该书所呈现的内容和观点看，作者对社会公德问题的研究，是较为系统、全面，且有一定新意的。比如，从建设与治理的双重视角，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德进行探讨，为认识社会公德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向度；系统阐释了公共领域与社会公德的内在关系，确立了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的逻辑起点；突出两次问卷调研的跟踪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新时代社会公德的丰富发展提供实证支持；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历史观”，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的经验；在研究过程中突出“治理”二字，坚持积极倡导与有效治理并举，为推进新时代社会公德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与启示。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新时代新征程上，应从宏观上深刻把握社会公德建设与治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推进中寻求治理社会公德困境、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应对方略，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更为坚实的道德力量。

  （作者：王伟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学部委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