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中华书局

  【光明书话】 

  编者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业一直是传播文明、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正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所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作为我国现代出版重镇，中华书局的诞生、发展与各时期社会变迁紧密相连。近日，本报特邀年逾九旬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金冲及先生撰写文章，讲述他与中华书局的故事。这不只是一部生动的个人阅读史，还是一部鲜活的出版史和文化史，更是一份值得记录的党史材料。

  今年是中华书局诞生110周年，中国的出版单位，能够如此长期存在并且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大概只有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中学时期

  我今年92岁了，但知道中华书局大约已有八十多年。知道的最初媒介是教科书。

  我1941年进入复旦附中读书，上初中那年还不到11岁。母校至今保存着我的成绩单：初一的成绩并不好，英文在补考后才及格，历史却得了98分。我读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本国史由中华书局编辑所副所长金兆梓先生编写，外国史由金兆梓和耿淡如两位先生编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相隔八十多年仍能记得，可见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编写新教科书，是中华书局诞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书局在1912年1月1日成立，正是辛亥革命推倒帝制、创立共和政体的同一天，这就给了它“咸与维新”的鲜明色彩。那时，中小学教育已逐步普及，学堂改称学校，但原有教材很多已不适用。原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陆费逵先生创办中华书局，一开始就主张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结果风行全国，使人耳目一新，可见他是富有眼光和远见的。以后一段时间内，出版教科书成为中华书局的主要业务。中华书局所编历史教科书，可以说是我在这方面最初的启蒙教育。

  到高中时期，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我开始自己逛书店，每月都要到福州路（通常称为四马路，是书店最集中的地方）去转转，一转就是半天，像进图书馆一样。那条路上门面最大的是世界书局。而我每次都要去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上海旧书店。那时许多次做梦，梦见在旧书店墙角边找到一本对自己有用的好书，如获至宝，惊醒过来。这是事实，不是夸张。记得在旧书店买到过李剑农在太平洋书店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它后经作者增补，改名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中华和商务也是一定要去的。记得中华书局在福州路和河南路的转角处。我在那里买过著名记者陶菊隐的《菊隐丛谈》三种：《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和《吴佩孚将军传》（抗战胜利后，又买过一种《天亮前的孤岛》）。这几本书，我都看过多遍。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完全是出于兴趣，根本谈不上什么分析和认识，但确是以后特别爱好阅读中国近代史的发端，从中也可以看到出版社对一个少年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当然，中华书局留给我的印象并不限于这些。令我肃然起敬的更是几部大书，这种感受往往是同商务印书馆连在一起的，如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出《四部备要》；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商务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就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都是规模宏大、在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的皇皇巨著。我那时年纪小，对它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的深刻变化，加上自己从少年步入青年，关心的重点转到社会和政治方面，读书的方向也发生变化。最常去的是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没有去过，但它出的书也常读，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过不知多少遍。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和商务就去得少了。

新中国初期

  1951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第二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文科要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而老教授们很少专治中国近代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从1953年起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直到1964年。当时阅读的专业书籍大体围绕着备课需要，数量很多，而各出版社的专业方向在解放初还不很明确，又经常发生变动，所以我对许多出版单位已记不清了。但中华书局出过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稿》等，我也买来读，获益良多。

  稍后一些时间，党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陈云同志曾有一句名言：“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把这个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1958年在中华书局历史上是一个有着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本来，中华书局总公司已从上海迁到北京，同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但对外出书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后来，成立不久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加强了这方面的力量。这年，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作为出版文史哲古籍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机构，任命金灿然同志为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并确定中华书局为这个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这样，就揭开了中华书局史册新的一页，我心目中对它也开始形成一种和以前不同的新认识。

  中华书局改组后，成立了古代史、近代史、文学、哲学四个编辑室，后来又增设了历史小丛书编辑室。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很长时间的李侃同志那时在近代史编辑室工作，曾到上海找过我组稿。我正同胡绳武同志合作撰写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没敢承担更多任务，只是为中华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写了一本《黄兴》的小册子。但从这时起，我就同李侃同志结成了终生好友。

  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59年，周恩来总理担任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提议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老人用回忆录的形式撰述近代历史资料出版。这就是影响很大的《文史资料选辑》。它最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文化大革命”前共出版55辑，成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必须阅读的书籍。这套书最初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内部读物。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购得一套，真是爱不释手。

  还必须讲到，这时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华书局同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集中一大批专家学者，用18年时间完成“二十四史”（连同《清史稿》）和《资治通鉴》的点校出版工作。在1962年前出版了前四史，以后的工作也做了安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对这项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的完成，我肃然起敬。

  1965年初，我奉调随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同志到北京文化部工作。石西民同志作为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出版工作。他要我到中华书局去看金灿然同志了解情况。中华书局当时的办公地点在翠微路。今天翠微路已经是北京的繁华地带，当时却像是郊区农村，但很安静。记得金灿然同志坐在室外藤椅上，挥着蒲扇，向我谈中华书局的雄图大略，还讲到“人弃我取”的用人方针。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正当中华书局方方面面工作蓬勃展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迅猛席卷全国。书局的工作被迫完全停顿，职工都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也去咸宁干校一面劳动，一面接受无中生有的“特嫌”审查，有三年不许回家，更不许看书。如果拿起书本，就会受到训斥：“看什么书？自己没事啦？不考虑考虑问题？”所以，整整三年没有看书。就是《毛选》，除要我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外，也不让看其他文章。有一次，派我到咸宁汀泗桥的出版系统工地支援劳动，见到老友李侃和不少中华书局的同志，感到格外高兴。那时，说我自杀的传闻在各地流传很广。后来李侃同志告诉我：有位朋友给他写信问，听说我已“畏罪自杀”，是否属实？李侃同志回信说：我前几天还看到他，哪有这回事！其实，我尽管处境艰难，自杀的念头却从未有过。

  到1970年代初，因为马王堆汉墓、满城“金缕玉衣”等重大考古成果的发现，周总理批示要恢复《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个刊物（那时除《红旗》外，其他刊物都已停刊），还指示文物出版社要进口新的印刷设备出版文物图册。这样，主持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同志不管咸宁干校对我的“问题”有没有作结论，就发出调令。回到北京后，任命我为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当时没有总编辑，后来又任命我为总编辑）。调令一来，干校对我那个纯属子虚乌有的“特嫌”问题立刻作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后来听说国务院出版口负责人徐光霄同志本来也打算调我到出版系统工作，但想等我的“问题”作了结论后再发调令。从这一点来看，王冶秋同志的魄力还是比徐光霄同志要大。

  在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前后，图博口还为文物出版社从出版系统干校调入好几位业务水平很高的干部，如人民出版社的杨瑾、叶青谷，中华书局的王代文、俞筱尧、沈玉成。从中华书局调入的好几位来看：王代文同志先是任《文物月刊》编辑部主任，后来接我担任出版社总编辑；俞筱尧同志先担任总编室主任，后来当副总编辑；沈玉成同志是业务和文字素养都很强的优秀骨干。我同他们朝夕相处十年，更增强了对中华书局的了解和亲切感。

改革开放以后

  “文革”结束后，我没有很快回到自己原来更熟悉的专业岗位上去，而是继续在文物出版社工作了五年。重要原因是：当我在十分困难、没有什么单位要我时，只有文物系统要了我并且委以重任，总不能在环境改善时就自奔前程，做人也不能这样做。直到1981年5月，由组织决定借调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传》的编写。但同中华书局的朋友仍常有往来。记得参加纪念中华书局成立90周年的大会时，听季羡林先生在大会发言中送给中华书局八个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听了很有同感。

  1983年，我正式调到文献研究室，以后担任过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史学会会长。那时工作比较忙，工作头绪也多。回想起来，中华书局在这个时期同我直接相关的，主要是两件事：

  一件是关于孙中山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在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个伟大人物之一。中央一直十分重视这项研究工作。1984年，由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宣布成立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由胡绳、刘大年同志分任正副会长。在他们主持下，召开了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产生不小影响。我担任学会秘书长，做了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围绕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系列文献。

  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曾写道：“研究者与出版者，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缺一不可。”“应当说，近二十年的孙中山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孙中山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受人关注的一门‘显学’。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和研究态势的形成，固然有赖于学者们的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同时也离不开出版界的支持、配合和努力。”这些论断是很中肯的，我深有同感。

  对推进孙中山研究工作，中华书局起了极大的作用。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编辑出版了11卷、8千多篇著作、500多万字的《孙中山全集》。它在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出版第一卷，到1985年孙中山诞生120周年时出齐。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编校精细的《孙中山全集》，尽管后来又发现了一些此前没有征集到的佚文，但基本文稿大体都已包括在内，引起海内外的瞩目。我把它置在书柜的醒目位置，经常取用，有两卷已快翻烂了。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部负责人刘德麟、何双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同我都很熟悉，中华书局还主持编辑了一套“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包括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蔡元培等人的文集和章太炎的政论选集。如果没有这些书，我和胡绳武教授合作写完15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就会增加不少困难。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也给我很大助益。这部书分为民国史、人物传、大事记三部分，从1978年开始出版“大事记”的第一册，到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这套由李新同志担任总主编、一百多位学者集体编写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全部出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比较详备的民国史，也是中华书局对新中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要谈我和中华书局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复兴文库”的编纂工作。

  这部书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和编选逻辑，收录从鸦片战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方方面面的重要文献资料，卷帙浩繁，由几十位各有专长的学者担任各编、卷主编。中华书局专门成立了文库编辑部。我因被指定为编纂工作负责人，遂与中华书局有了更多的交往。因为“复兴文库”工作还在进行过程中，这里就不多说了。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回顾自己从少年时代接受启蒙教育时起，到如今年过九十，仍在同中华书局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微薄力量，实在深深感慨系之。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华书局一定会继续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金冲及，系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