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与文学之间

  六朝时期地记空前兴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集六朝地记之大成，在对方域、山川、古迹、风俗、物产的介绍中有不少异人、异事、异物、异象之类的志怪故事。民国时任松如《水经注异闻录》辑录《水经注》异闻732则，郑德坤《水经注故事抄》辑录12类505则，并评曰：“郦氏因地致详，凡魏以前故事旧文，及各地传说异闻皆可考求而得，仿佛《搜神记》之异本，《太平广记》之原形。”地记中的志怪故事是地理与文学的结合，理当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进行考察。

  《水经注》中的志怪故事皆以事系地，事为“地”服务。书中所记，有水域异物、异人、异象、异事等。志怪与地理的关系主要有三点。一是以故事说明地名的由来，常用模式是先言故事，再以“故名为某某”“故以名焉”之类语言结尾。如卷一“放弓仗塔”，卷三十八“灵鹫山”，卷三十九“马岭山”等。二是涉该地人、事、物及其相关内容的介绍，让人对此地有更多的了解。如卷四十“允常冢”，云：“冢中生分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勾践谓不欲，遂止。”故事说明了允常冢的神异之处以及冢得以保留的原因。三是解释地貌成因、介绍地理现象或物产，前者如卷十“武强渊”担生的故事便是对陆地变为湖泊的阐释，卷十九丽山秦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的故事则是对西北温泉“祭则得入，不祭则烂”原因的解释。介绍地理现象及物产的故事更多，异物与异象可算其类。这些志怪，不论其如何奇异，富有趣味，目的不在于志怪本身，而在于“因地致详”“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序》），故书中虽多志怪，并不掩盖其地记本色。异闻传说缀于以水为线的流域所及之地，附着在对山脉、溪水、河流、祠庙、寺院、物产、坟冢等地理景观的介绍，若将其分类整理，完全就是一部地理“博物志”或“异闻录”。

  以地系事，必然也就“因地记事”。以地系事，事随地而定，故事类型也不确定，每一干流、支流之地故事多少并不统一，或一地一事，或一地多事；事多则多记，事少则少记，有则记，无则略。具有丰富人文内涵之地往往故事较多且记载详细，如卷一中注“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下有冯夷驾二龙乘云车、穆天子与河伯会、悬渡国以绳渡溪、净王宫太子堕地能行、太子得道成佛、昆仑之山登而不死、西王母居处之奇异等十几个故事，驳杂而奇异，大致描绘出河水“源头”的信佛情况及人们心中的神仙之境。小说内容，亦随地而定。有佛则写佛，有仙则载仙，有异则记异，可谓据地而实录。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序》云：“郦尤因地致详，元魏以上故事旧文，皆可考求而得实，其繁简虽异，精思实同。”《水经注》中的故事与地理一致，言华山而有华山神，言伊水则有伊尹生乎空桑传说，言洛水流域则多言河图洛书，言岷江则有李冰治水，言齐鲁之水则多孔子之迹。北方流域多历史人物、战争故事，南方流域多神话传说、精怪；北方多言河伯、隐士，求雨多为暴身自焚以诚感天，南方多言龙神蛟精水怪，多孝子孝女投江求父兄之尸，求雨则为以物激怒龙神……总之，植物出其壤，动物出其所，事随地变，地理与物产、事件、风俗等高度一致，即便是神仙鬼怪、祈祷灵验、贞祥感应，德行感天等充满奇幻怪异之感的故事，也受地理真实影响，具有极强的地方性。

  《水经注》中的志怪故事是“注视”与“注释”的结合，作者的地理身份（包括所引用原书作者及郦道元本人的籍贯身份及流寓身份）直接影响到《水经注》所引故事的来源。写作者的地理身份直接影响到故事的可信程度。本地人对本地的地理关注多为亲历考察的“注视”型，对外地的地理关注多引地记为注，属于“注释”型。一般而言，越是接近故事所在地之人，其所述故事越真实，可信度也就越高。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访渎搜渠，缉而缀之”（《水经注序》），“询之古老，访之史籍”（卷十一），所引故事多处于北方地记，如大碣石秦始皇与丑神之故事引《三齐略记》，洛阳东宫池公私虾蟆之事引自《晋中州记》，渭水流域骊山温泉之异引自《三秦记》。郦道元为北魏之人，北方河流他往往实地考察。如《肥水》“北入于淮”条：“山即以八公为目。余登其上，人马之迹无闻矣，惟庙像存焉。”他的实地考察结合其他地记文献同注《水经》，是“注视”而兼“注释”，故事恍惚怪异却也甚为可信。南方水域于郦道元而言属于“注释”，而于地记作者则是“注视”。引“注视”者本土地记中的志怪故事以注《水经》，是“注视”与“注释”的结合，如巴蜀水系引《蜀本纪》《华阳国志》《琴清英》《益都耆旧传》，言湖北水域引《宜都记》《武昌记》《荆州记》，言交州水域引《南裔异物志》《交州记》《交州外域记》《林邑记》《扶南记》等。地记作者们因为“注视”本地，因此故事多长老、父老之言，如卷三十六若水“石桥圻”：“长谷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此……”卷三十七“夷水”温泉：“有温泉对注……浴者多愈。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水有盐气。”郦道元将地记故事直接“拿来”，若不细读还误以为是他的亲闻。概言之，《水经注》中因地系事，故事源自当地人讲述（或记载）的当地之事及本地的地记，每一条传说与异闻都具有典型的地方性，令故事有了最大限度的“真实”，完全可为《水经》之注。

  作为地理著作，《水经注》的重心是地景地貌，志怪故事是为了介绍、解释、描绘地景，因其如此，故事中往往有景物描写，简短故事具有了诗情画意。《水经注》叙事与写景关系甚为灵活。有的先写其景再载其事，如卷三十八“观岐”：“连山交枕，绝崖壁竦，下有神庙，背阿面流，坛宇虚肃，庙渚攒石巉岩，乱峙中川，时水洊至……晋中朝时，县人有使者至洛，事讫，将还。忽有一人寄以书，云……”。有的先言故事后写其景，“庐江水”条引《寻阳记》吴猛之事：“吴猛将弟子登山……猛使送宝还，手牵弟子，令闭眼相引而过。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风采之贤，往者忘归矣。”故事简洁凝练，写景生动传神，如在目前。故事中融入写景，在汉魏六朝洞窟仙境小说中有之，景为故事服务，成为故事的地理背景。在《水经注》中，景与故事皆以地理为骨肉，在主观上并不是着意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为故事提供一个相应的地理空间，却因与故事相连而有相融之感。融合了写景与叙事，共同表现某一地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景与事成为地理的血肉。

  作为文学之作可以恍惚怪异，作为地理之作需要严谨真实。以志怪故事注地理，在写法上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质疑，但于故事本身，却也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故事真实性的探究，郦道元对此偶有辨疑解释。如“观岐”条故事后议论道：“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无所不有，穆满西游，与河宗论宝。以此推之，亦为类矣。”卷十九郑容见华山使君故事涉及山神与谶纬，郦道元议论道：“神道茫昧，理难辨测，故无以精其幽致矣。”卷三十九注引《豫章旧志》《庐山记》的仙人故事后，强调“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换转，理难详矣”。志怪传说是地方人文地理的一部分，不论存疑还是证实，都应为地记的重要内容。议论避开故事真实性的探究，而只关注故事本身及故事注释的地理本身。

  《水经注》只是地记中的一种，其中的志怪故事是地理的，也是文学的。一方面，揭示了地理对故事的深刻影响。地理的广阔、物产的丰富多样、风俗的不同、地貌的复杂多样，气候环境的多变等，都影响到志怪故事的题材，故小说多记异语怪，记人、叙事、状物、绘景，都极具地域性。另一方面，又展示了文学对地理的影响。故事以神异化的方式呈现地域的地貌、物产、风俗、历史人物等，展示地理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及其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是地记的重要内容，也赋予了地理奇异性、故事性、趣味性，使地理有了灵魂，更加富有魅力。就此而言，地记中的文学作品不仅应纳入文学研究中，也应纳入文人地理研究中。

  （作者：杨宗红，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