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藏精鉴 宗仰海内

  【光明书话】

壹

  金石学是一门以实物为载体，偏重于对铭文进行著录与研究的学问。它萌芽于东周，形成于宋代，历经元明中衰，至清代中期随着乾嘉朴学的发展及证经补史的需求而复兴，于道咸同光时期发展至鼎盛，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品种门类基本完备且定型，研究思路与鉴定方法在更为完善的基础上开始转型，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考证著作和珍稀藏品。其中山东地区金石学的发展最为迅猛，成就最为显著。

  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梁启超指出：“山左金石最富。自顾亭林来游，力为提倡。厥后黄小松（易）宦斯土，搜剔日广，斯土学者亦笃嗜之，有以名其家者，海丰吴子苾（式芬）、诸城刘燕庭（喜海）、潍县陈簠斋（介祺）、黄县丁彦臣（彦臣）、福山王莲生（懿荣），皆收藏甚富，而考证亦日益精审。故咸同光间金石学度越前古，而山东学者为之魁。”

  山东清代金石学群星璀璨、名家辈出，陈介祺在藏古、鉴古、释古、传古等各方面均卓有建树，是中国金石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学术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式人物。

  陈介祺（1813—1884），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精研。从咸丰四年（1854）42岁时辞官归里，到72岁辞世的整整30年间，陈介祺唯古物是嗜，潜心于藏古、鉴古、释古、传古，所藏古器物数以万计，竟无一伪品，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古器物收藏家，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介祺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传拓大家，“富藏精鉴，宗仰海内”，治学严谨，证经补史，见解独到；注重古器物的历史价值，尤喜三代古文字，对后世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书道等多学科，都有极大的影响。其学术精神，开一代风气之先，百余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推崇，金石学界、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史学界、书法界、印学界与收藏界无不服膺，皆尊其为翘楚，成为中国金石学史上的一代巨擘大家。

贰

  在藏古方面，陈氏庋藏丰富、冠于中土。举凡钟鼎彝器、金戈铁剑、镜鉴钱币、圭璧环璋、碑版造像、经幢志石、陶文玺印、封泥铭范、瓦甓宫当与宋元翰墨等，无所不收，无所不富，无所不精；藏品多达两万余件，俨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石博物馆。如早期收藏的东周初年的青铜器曾伯簠，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的国君，曾伯簠铭文记载的是曾伯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旨在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通道。曾伯簠有铭文90字，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多的青铜簠。陈介祺十分珍视它，故自号“簠斋”，名其书斋为“宝簠斋”。再如西周晚期青铜器兮甲盘，上有铭文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记述了兮甲（即尹吉甫，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随宣王出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王国维跋《兮甲盘》曰：“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再如，其最为世人所推崇的藏品，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青铜礼器“海内三绝”之一的毛公鼎，铭文近500字，是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再如，陈氏收藏了夏商周三代、秦汉以至六朝古印近万方，特建“万印楼”藏之，并自号“万印楼主人”。其中的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均为古印中的绝世珍品。陈氏收藏三代钟、鼎、彝器数百件，其中商周古钟11件，故又自号“十钟山房主人”。《清史稿》称其“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在鉴古方面，陈氏在富藏的基础上，于古物之辨伪自成一家，造诣湛深，罕有匹者。他在与友人通信时多次提及辨伪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真古物才能求得古文字之要义，如“收藏必以无伪为求古文字之要”，“不朽之作，固在传真，尤严去伪”，对古器物要“知其善与美，识得真与伪”。在鉴定方法上，他强调“学问无穷，岂可自是，唯用心以求其真知而已”，“金文多见多读，自可通真伪。释古文字，以多见为第一。多见，知三代至六朝用笔之法，非其族类者，自望而可知”。商承祚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中评论陈氏说：“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著名学者王献唐则评论曰：“陈氏《十钟山房印举》所收诸印，虽未见原物，但以印文证之，无一伪制，即所收铜器、石刻、砖瓦皆然”，并用“心细如发，眼明如炬”八个字形容陈氏鉴古之精。

  在释古方面，其成就体现在古器物的多个门类。陈氏发现并命名、确定了陶文、封泥等新的金石门类。他对古陶文的研究及对古陶文字的释读，对玺印的分类及对战国古玺文字的考释，对青铜器的分类及金文的释读，以及对钱币泉范的分类及著述等，奠定了中国金石学的分类框架，将金石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首先，他是发现并考证陶文的第一人。他收藏三代陶器数百件，所收陶文“将及五千”，自号“齐东陶父”，并自撰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他开拓性的陶文研究成果，为后世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他提出“古陶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后来黄宾虹的《陶玺文字合证》通过玺印与陶文符合的实例，证明了二者之间关系，也印证了陈氏之观点；又如他指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他还以陶文考证历史，提出“陶文中的陈氏与齐国田氏存在联系”等观点，得到后世学者认同。其次，陈氏是最早关注和研究封泥的学者之一。封泥是古代缄封简牍钤印以防私拆的信验物，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他最先认识到封泥的价值及其与古玺印的关系，于咸丰元年（1851）出版《簠斋印集》，其中收录古印2485方、封泥印文130余枚，并首次将封泥与官印、私印并列，将其作为古印三大主要类别之一。光绪初年，与金石学家吴式芬谋划合辑出版的《封泥考略》，是最早将封泥文字与古官制、地理相互联系考证之专著。他所辑拓的《十钟山房印举》，在体例、举类、断代、考释等方面，为印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再次，陈氏开启了铸器铭范收藏之先河。辟专室收藏齐国刀币铭范，名曰“千化范室”。收藏的镜范，有三件于1919年被罗振玉收入《古器物范图录》。该图录所收镜范总计七件，亦可见陈氏收藏镜范之珍稀。而在罗氏该图录成书后的80多年间，学界仍无人对镜范进行独立研究，见于著录的镜范亦少之又少，直至1997年汉代镜范在临淄齐故城遗址被发现，镜范问题才又引起学界关注。陈氏所藏镜范与临淄齐故城遗址出土镜范特征一致，为临淄汉代铜镜铸造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比对材料，陈氏藏古之远见卓识再次显现。另外，他还运用三代吉金文字纠正许慎《说文解字》之谬误，指出“六国古文”与秦国文字有异。其释读的金文“玟”为“文王”之“文”、“珷”为“武王”之“武”专用字，纠正了《尚书》作“宁王”“宁武”之讹谬。其释古的许多学术观点被后世接受和利用，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证》对陈氏收藏青铜器铭文的分国断代研究、对陈氏三量及战国齐威王铜敦的考证，都明显受到陈氏观点的影响或启发。

  在传古方面，由于后半生国体动荡、天下变乱，故而闭门居家，自号“海滨病史”。陈氏传古的方法主要靠传拓、著作、书信三种方式进行。陈氏善拓，且有重名。他常与拓工彻夜制拓，共同研究实践传拓之法，并乐此不疲，传拓之声经夜不息。在继承中国传统传拓工艺“乌金墨拓”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墨色淡如罗纱的“蝉翼拓”，改进了“全形拓”法，尤其是他在拓制毛公鼎金文时，由于鼎内结构局促，全部文字又铸造在一个弧凹面上，若想完整清晰地从鼎内拓出原文，难度极大。陈介祺与传拓艺人们反复推敲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经他手拓或监拓的钟鼎彝器、古泉、权量、陶文、封泥、瓦当、汉砖（从权量到汉砖，可归一类，铜量少见，陶量甚夥）、石刻造像等拓片，所绘图稿有西洋透视基础，用纸讲究，敷纸到位，用墨浓淡适宜，拓墨重而不滞，金石文字拓片纤毫毕现，字口清晰而神峻，虽曲折坳垤，却无微不至，神采毕现，效果逼真，至今依然为毡蜡范本，被拓者视为圭臬，更为海内外藏家所珍重。如其“蝉翼拓”墨色均匀，淡如晨烟，铭文字口清晰，虽墨淡而有神。吴大澂赞誉陈氏拓本“纸墨精良，为从来所未有”，叶昌炽《语石》称其“拓法为古今第一”“洵为古今所罕觏”，王国维《毛公鼎跋》评曰“惟陈氏拓最精”，王献唐论道：“此老研精金石，对于鉴别、考释、椎拓……无不从潜心阅历中得来。当时如潘伯寅、吴清卿、王莲生、鲍子年、李竹朋、吴平斋等，莫不推挹备至，其得名不虚也。”陈氏于其拓法与拓片均不密人，将多年积累的经验，编写出两部传拓工艺专著——《传古别录》《传碑拓碑札记》，介绍其传拓诀窍。

叁

  陈介祺所处的时代是金石收藏和研究大兴之期，其时金石名家辈出，阮元、刘喜海、吴式芬、李佐贤、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按生年先后排）等诸多金石名家都与陈介祺有交游，他们之间彼此互通信息，互赠古器物拓片，探究学术，各有建树，这为陈介祺成为金石大家奠定了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时期我国金石学研究的发展。陈介祺所交往的金石学家中尤以江苏吴县（今苏州）吴大澂（1835—1902）最值得称道。两人一生之中从未见过面，仅凭书信互通往还，交流鉴古心得，互赠古物拓片，探讨学术问题，相互引以为知己。吴大澂致函陈介祺云：“海内真知真好，唯长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长者一人。”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吴大澂得知陈介祺病逝消息时悲痛不已，顿首拜撰巨幅挽联，表达了对这位神交已久却无缘谋面的前辈师友的无尽哀思：“计十余年金石文字因缘，仰揖北平，俛视南海；恨数千里戎马关河间阻，我方东渡，公已西归。”

  陈介祺“富藏精鉴，宗仰海内”，以其“万印楼主人”的气度，与其金石朋友圈相互推动，在咸同光间形成撼动历史、遍及全国的金石“显学”，并以其为中心，形成金石学在山左，而山左之中心在潍县的金石学研究之格局。但陈氏去世130余年来，虽自清代、民国以至近代多有王献唐等学术大家发出编纂出版研究乡贤学术成果之动议，但囿于种种原因，均未成功。

  2021年11月，齐鲁书社出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陈介祺研究》，皇皇三巨册，180万字，很好地填补了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的空白。该书是在孙敬明主持的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陈介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而成，集作者40余年学术心得与十年之功，终成此最为前沿、最全面系统的陈介祺研究之阶段性成果。当下考古学受到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被视为中国考古学前身或者是重要组成部分的金石学因此而被纳入中国考古学的视野，《陈介祺研究》的问世可谓恰逢其时。它既是对中国金石学尤其是清代金石学发展史研究的一次大推动，也为中国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作者：李勇慧，系山东省图书馆研究馆员；马安钰，系齐鲁书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