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文艺复兴”中的城市建筑艺术

  14世纪70年代帖木儿帝国开始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崛起，帝国的创建者帖木儿先后征服了东察合台汗国、花剌子模、金帐汗国、印度德里苏丹国等，1402年打败强盛的奥斯曼帝国，使帝国疆域东起印度德里和中亚，西抵小亚细亚，北起锡尔河和咸海，南及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幅员辽阔的疆域，为帖木儿帝国的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教育、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文化和艺术领域也获得重大发展或创新，是为“帖木儿文艺复兴”。这是一种发端于14世纪70年代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中亚城市，盛行于15和16世纪帝国统辖下的波斯中部、呼罗珊地区、中亚及南亚的西北部等地，以伊斯兰文明创生为基础的文化运动。帖木儿文艺复兴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平行发展，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文艺复兴的壮丽场景。

  在帖木儿文艺复兴中，王族成员、伊斯兰学者和苏菲信徒成为文化创造的生力军。王族成员侯赛因·苏丹·拜卡拉在宫廷创建了文学社，学社的成员包括有中亚“莎翁”之称的艾里西尔·纳瓦依、波斯诗人莫拉纳·拉赫曼·雅米等。沙哈鲁的王子、任河中省总督的米尔扎乌鲁格·别格（即兀鲁伯）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其治下的撒马尔罕学术氛围浓厚，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均取得重要成绩。当时的撒马尔罕还集合了一批以苏菲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他们构成了较为固定的城市文化圈，在美学、宗教学、政治学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

  在帖木儿文艺复兴的诸多成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便是城市的纪念性建筑。撒马尔罕、布哈拉、赫拉特等城市出现了一些融合阿拉伯、波斯等文明的建筑杰作。时至今日，在中亚、伊朗、阿富汗境内，仍存留200多座帖木儿时代的建筑。这些建筑无论从结构和外观还是纹饰来看，都是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第一，城市建筑的拱券、圆顶和方殿等部分沿袭了阿拉伯建筑文明的特点。从1398年至1404年，撒马尔罕相继兴建经学院、陵墓和旅馆等建筑。其中，盖尔·埃米尔陵是按照阿拉伯建筑式样修建，正门为圆拱式，主体建筑的底部为方形，主体建筑的两侧建有邦克楼（又称宣礼塔）。此外，兀鲁伯经学院、罕卡经学院等建筑，都沿用了拱券曲线的建筑结构，顶部为大圆顶。

  第二，城市建筑的壁龛和廊道等受到波斯建筑文明的影响。帖木儿帝国城市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来自波斯，例如盖尔·埃米尔陵殿内壁龛的结构和装饰为波斯风格，壁龛上雕刻文字提示，“建筑的设计者，是波斯人穆罕默德·本·巴尼·伊斯法哈尼”。1398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建造规模庞大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这是波斯典型的“主殿—四廊”结构，即由四道门廊围成正方形院落，院中建有大理石讲经坛，院落四角各有宣礼塔。1407年呼罗珊总督沙哈鲁即帝国汗位，他将国都从撒马尔罕迁至赫拉特，并任命乌鲁格·别格为撒马尔罕总督，1447年乌鲁格·别格即大汗位。在沙哈鲁和乌鲁格·别格两任皇帝在位期间，是帖木儿帝国建筑艺术的爆发期，清真寺、学校、巴扎、防御工程等城市建筑大量兴建。从乌鲁格·别格在布哈拉修建的夏尔·多尔经学院来看，该建筑圆顶大厅和四道门廊的结构，也承袭了波斯建筑中典型的对称特征。这些新建的高大建筑赋予了城市以政治寓意，处处昭示着帝国的强大，其目标是构筑帖木儿帝国政治法统的合法性。

  第三，在装饰技术方面，形成以陶瓷装饰为主的风格。元代中国陶瓷技术得到快速发展，蓝白两色的青花瓷与蒙古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相符合。青花瓷工艺在明代进入鼎盛时期，中国外销的陶瓷受到帖木儿帝国统治者的推崇。这种陶瓷装饰勾画密而满，纹饰繁复，多被装饰于建筑内部的墙面或地面上。帖木儿帝国匠人们使用硅酸盐焙料烧制出奶白色陶瓷，他们还掌握了以钴为呈色剂的蓝釉技术，仿制中国的青花瓷砖并开始量产。瓷砖上非制式的图案有多种来源。例如，夏伊·辛达陵殿内的彩瓷图案，是来自于中亚突厥人的毡毯花纹；夏尔·多尔经学院主门券顶的彩瓷为斑虎噬鹿纹，这种图案是中亚草原游牧文明的常见题材。这一时期一些建筑外墙部分所用的陶瓷装饰是蓝绿两色瓷砖，例如位于撒马尔罕旧城南区的库赛·伊本·阿巴斯陵，其纪念厅、清真寺和碑牌等，均用蓝绿两色的彩瓷进行装饰。

  除瓷砖装饰外，多色马赛克和花纹赤陶板的工艺都臻于成熟，各种上釉的陶质和装饰绘画技术亦有很大发展。这些装饰瓷砖、多色马赛克和花纹赤陶板蕴含着来自中国和波斯等地的工艺传统，并在仿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帖木儿装饰风格。

  第四，建筑装饰的制式图案也日益成熟。从14世纪开始，帝国设计了一整套几何纹图案用于建筑装饰，这是将几何图形重复排列而成。工匠们使用多角式、格子式、锯齿式和回环式的拼砖法，在建筑的墙面、台基和檐口处布排几何图案。常用图案中还有植物纹，这是将植物花茎纹饰按照阿拉伯花式旋转，制成多种花形图案。图案有二方连续法或四方连续法，单元纹样相互穿插，制成精美的艺术图案。几何纹和植物纹是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和兀鲁伯经学院的正门和宣礼塔使用的主要图案。这一时期的建筑图案中，库法体的阿拉伯文“苏鲁斯”流行，又称苏尔字。盖尔·埃米尔陵的廊门、牌匾和外墙，都使用苏尔字的马赛克或陶瓷装饰。不同的装饰图案被灵活运用，并相互配合，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技巧。

  最后，城市工程建造体现了几何学、数学同建筑学的紧密结合。建筑师们在草拟图纸、建造拱门等方面，充分利用数学方法进行设计规划。这一时期的建筑作品比例匀称、布局合理，是数学、几何学与建筑学结合的结晶。例如，在撒马尔罕天文台的建造上，波斯数学家盖亚斯·丁·喀什使用几何学和建筑学方法进行土木工程计算和建筑建材的测量。

  除了城市建筑，帖木儿文艺复兴在绘画、音乐、文学及手工艺等领域均获得极大发展。1447年沙哈鲁死后，帝国分裂，1507年帖木儿帝国灭亡。中亚后起的昔班尼王朝，以及萨法维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其城市建筑均继承和保留了帖木儿帝国城市建筑艺术的风格和特征。1507年帖木儿王子巴布尔被昔班尼王国打败，他入主印度并建立莫卧儿王朝。16、17世纪，帖木儿文艺复兴浪潮传入莫卧儿帝国，促进了印度文化的繁荣发展，莫卧儿帝国的文化也成为帖木儿文艺复兴的余波。这一时期中亚和南亚的城市建筑，依然沿袭帖木儿时期的彩釉、陶瓷装饰技术等。

  总之，帖木儿帝国城市的纪念性建筑，集艺术和科学技术于一体，是帖木儿文艺复兴的典范。这类建筑借鉴中亚周边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在世界城市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超，系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