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令娴与《艺蘅馆词选》

  近代是词学史上的极盛时期，词选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这些选本反映了时人的审美旨趣，引领着时代的词学宗尚，与近代词学的发展互促互进，正如龙榆生云：“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因此，各种词选在近代词学史演进中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这其中，梁令娴编选的《艺蘅馆词选》是近代词学史后期通代词选的代表。

  梁令娴（1893—1966）是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的长女，自幼由其父授业，家学功底深厚，“艺蘅馆”是其父为之所起的书斋名。《艺蘅馆词选》初版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通过《自序》可知，该选为梁令娴师从麦孟华学词期间，从其家藏词集、选本中抄录由唐五代至清末（元明除外）的历代词作约二千首而成，再交由麦孟华甄校取舍，最终得词676首。故《艺蘅馆词选》实为梁、麦师徒合选之作。《艺蘅馆词选》之所以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重要价值，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从词学文献学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对近代词选的校编方法、内涵进行了继承与丰富，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近代的词选大多经过精心校勘，并在校编方法和内涵上不断深化与完善。近代早期，戈载于《宋七家词选》跋语中提出了“校正误”“参证法”“校异法”的“校词三法”。到了中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论述了自己的校雠观，主要是通过参考其他善本以辨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之讹误，即“校正误”。杜文澜则在校注《宋七家词选》时进一步发展与运用了“校词三法”。至后期，王鹏运、朱祖谋在“校词三法”的基础上将之进一步升华为著名的“校词五例”，即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使得校勘质量与可操作性大为增强，奠定了近代词籍校勘学的理论基础。梁氏编选《艺蘅馆词选》继承了前代的校编方法，并多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去进一步推论，还拓展了其校编内涵，主要以按语、附记的形式包含了对词作的作者、年代、出处、背景、主旨、词论底本的辨析以及对选源、选词标准的探讨等多方面的内容（参见王湘华《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从而呈现出较为严谨、成熟的词选校编理论体系，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

  其二，从词学思想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麦氏偏向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证据有四：第一，《艺蘅馆词选》明显受到谭献编选的《箧中词》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建构词史的自觉意识。《自序》云：“专集固不可得悉读，选本则自《花间集》《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草堂诗余》等，皆断代取材，未由尽正变之轨。”因此，梁氏依据词史的发展阶段将其选本分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进行编选，戊卷则为之后的补遗，而元明两代是词史发展的衰落期，名家甚少，故不选。第二，《艺蘅馆词选》中词作数量位列前三的词人依次是吴文英（35首）、辛弃疾（27首）、周邦彦（24首），并且选录王沂孙（18首）词作亦不在少数，这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常州派学词门径基本契合。而入选《艺蘅馆词选》的近代词人也多为受常州派影响的代表，如朱祖谋（20首）、郑文焯（16首）、谭献（12首）、王鹏运（11首）。此外，还选有后常州词派推崇的清代词人，如纳兰性德（19首）即是谭献推崇的典范。第三，《艺蘅馆词选》引用词评数量居主导地位的词论家是周济、张惠言、谭献等常州派代表人物。如梁氏眉批云：“清朝词评语，全录谭仲修《箧中词》。其不标名者，皆仲修评也。”字里行间足见其词学宗尚。第四，《艺蘅馆词选》中还录有梁启超和麦孟华的词评，从中可观其受常州派影响较为明显。麦氏词评多注重“比兴寄托”，推崇词的“美刺”精神，关怀现实。如其评陆游《鹊桥仙》（茅檐人静）云：“当有所刺”；评黄孝迈《湘春夜月》（近清明）云：“时事日非，无可与语，感喟遥深。”梁启超词评则同样重“寄托”，关怀现实，如其评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云：“此南渡之感。”

  其三，从词学新变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对近代后期的词学新变有所展现。近代后期，社会变革不断演进，中西新旧思潮激烈碰撞，促使词学研究产生了诸多新变。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现即是其一。继王国维之后，梁启超又为近代词学研究带来了新变，推动其向现代词学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梁启超早期的词学观除了偏向常州派，还从音乐文学角度出发来审视词体，“与其‘改造国民品质’的文学主张结合起来，侧重于词的社会批评，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倾向”（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这种新变在《艺蘅馆词选》中有所展现。梁令娴在《自序》中的相关论断，表明她有彰显和实践其父词学观的编选意图。如“令娴闻诸家大人曰：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此外，该选附录的词论也多有论及音乐性的问题，亦可间接反映其词学观。如杨守斋《作词五要》中有“四要”都在强调音乐性；张玉田《词源》谈及了“音谱”“制曲”等问题。

  其四，从词学史演进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词选学在近代前期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派意识，尤以浙常二派为代表。至中后期，其演进轨迹出现了融合趋势，这在《艺蘅馆词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梁氏以修正的态度融汇各家选词所长，意欲弥补其不足。如她在《自序》中认为，浙派选词“极兹事之伟观”，但过于“浩瀚”；常派选词“精粹盖前无古人”，但是“引绳批根，或病太严，主奴之见，谅所不免”。其次，梁氏虽受常州派的影响，但对于浙派推崇的词人词作入选数量亦不在少数，如选录姜夔词21首、张炎词18首，引用词评也多有张炎的观点，其附录的六篇词论更是清晰地呈现出“兼顾浙常”的融合意味，如浙派推崇的词论有杨守斋《作词五要》、张玉田《词源》、陆辅之《词说》，在数量上已占半壁江山。再次，梁氏以征引他人词评与词话、悉心甄选词人词作的方式来间接表达其词学主张，一方面使得一些珍贵的词学文献得以存录于世，另一方面也以一种“本色”的编选态度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

  （作者：程诚，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