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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说】
编者按
苏秉琦先生与夏鼐先生并称考古学界的“苏夏二公”，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作为考古教育家、考古理论家、考古思想家和考古实践家，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87岁时完成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60余年的考古生涯为主线，回顾了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历程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主要成就，堪称“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日前，苏秉琦先生的长子苏恺之撰写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今天，我们约请苏恺之先生讲述书里书外关于其父苏秉琦的故事。
提起家父，我有很多话要说。虽写了25万字的书稿，仍觉意犹未尽。另一方面，我仍然不能用一句话或是近百个字来概括我对他的想法。
回想2014年秋，我拿着一沓纸质书稿迈进三联书店大门之时，只求此书出版后能够有一些大中型的图书馆收藏了它，让后人知道那些即将烟消云散或已被人淡忘的历史，就很知足了。未承想，出版之后还有很多读者购买。我清楚，这绝非来自执笔的我，而是有人乐意了解或者怀念苏秉琦先生。父亲1997年离世时，我即将退休。打那儿，我开始慢慢地整理父亲的书房。12年后的2009年，我有幸参加在牛河梁遗址举办的纪念苏秉琦诞辰百年暨牛河梁大遗址开工典礼。令我很感动的是，有那么多人在缅怀、纪念这位老人。但另一方面，在和与会者的谈话中，我感到许多往事慢慢散去，一些零散的书面资料也终将飘零，不少年轻人对几十年前的历史知道得太少。于是，我便萌生了写几篇文章的念头。随即想到，倒不如出本小书集中记录。
写作延续了六年，激情没有衰减。此间许多友人向我说了他们对苏秉琦先生的见解，提出了写作建议。他们提供了关于我父亲的几个面向：他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他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走向成熟的见证人、执行人与推动者；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界优秀的思想者，他的新思想曾引领激励着许多新课题、新认识的出现，他的方法论为其特色；他是一位“勇者”，从“文革”的大浪里游过来了，在古稀之年达到了学术的黄金期。这些意见都自有其道理，也都让我受益。在这许多面向并存且没有明确答案的困惑中，我的写作摸索前行。但我心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而且在写作后期越发强烈：他首先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其次是一位忠于中国考古事业的献身者，再次是一个好人——几乎没有与人红过脸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我先是试探性地写了几个片段作为自用的素材，本想由此摸索出写作提纲，却越发觉得不顺手。是以理性思维逻辑做指导，还是依从感性脉络书写？故事的空间与时间如何穿插？各个人物之间以及他们与标题之间的交叉如何处理？甚至是，应该按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来写？……于是“出于无奈”，我索性抛弃了提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把回忆起来的情节列出。就在写出一大半之后，出于巧合，我到长春出差，顺便拿着这部底稿见了一次“公婆”——请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宾福老师提提意见。他用了一个夜晚看了前半部，次日就劝慰并鼓励我说：“苏秉琦的正面或全面的介绍和评论，那是学科内专业人的事情，你把你这个当儿子的所见所听献给读者就可以了。”终于，我安下心来。日夜兼程，克服了疾病困扰，我把这“原生态”式的回忆录交卷了。
按照时间顺序写，也就很自然地把内容对应了时代。在这个大洪流的时代背景之下，才有了他的经历、他的酸甜苦辣，造就了他的成果。由此，我内心很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赞叹他们的眼力和功底，给书名加上了一个重要而醒目的副标题——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这“时代”二字，有分量。苏秉琦之所以是苏秉琦，之所以不能复制，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在几个时间节点的场景中，我回忆和记录了“时代、他的表现、我的感受”。比如1950年，我13岁，父亲41岁。那时他似乎有些培养我的打算，我这个少年也感到“他是很棒的”。当别人不搭理我的幼稚表现时，他却很明确地表扬我“会提出问题”。我长大后每每想起这些言语，都把它视为指路明灯。1960年,我23岁，他51岁。他竟能从历史知识出发，从我所看到的基层民众吃不饱饭的情况出发，预感到国家经济有危机。这让我对他产生了几分敬仰。1966—1976年，我看到了他在特殊时期的负重和拼搏，看到了他赤诚的内心。到了现在，我才开始体悟到，他对子女诸多的教导中，最重要的指点——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他在日常与我的多次谈话让我感到，作为历史学者的他更加清晰懂得，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总趋势上去审视事物、要求自己。他比喻说，不要看重“时令小菜”“应时小炒”和时髦歌曲，而要做出几道受大众长久欢迎的“传统小吃名菜”“大菜”及传世名曲。
我父亲很爱学生，是真切实在的。他把教学当作报国途径，认可“教育救国”的思潮和行动。实际工作中，他教学态度好，也来自原本就很乐意做教师，而且有一种重要的潜在思想：做人不是光想着自己为社会的创造如何，还要寄托期望于下一代，所以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学生说笑聊天。1946年，昆明学生被军阀镇压流血，傅斯年站在学生一边，他很赞赏佩服傅斯年。1947年，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途经我们宿舍时，他在宿舍大门口高呼：“热血青年啊，国家未来的栋梁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说：“我（在北大）看到一批批幼稚气未消的新生入学，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他一向注意个性的发挥，曾说：“所谓的个性，也就是风格魅力。常说见文如见人，就是指文章表现出了写作人的风格特质，那是长期积累和逐渐修正、形成的，涵盖了他的道德修养、书中知识的积累与精神世界的提炼、社会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以及秉性的锤炼和提高。”
最近我在一本口述历史的书中看到，学生们回忆说，苏秉琦讲的课“有些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还没有确切答案。一个很粗略的猜测是，他是想让学生们课下慢慢去思考吧。我记得他告诉我，读文献时要特别注意，作者做完了铺垫而写到了某个关键地方时，也许还有点什么话，话到了嘴边反而不说了。而你，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做下记号，在心里记住它。常说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里说的“门”，不是基础知识，而是那个表现迟疑、没向你交代清楚的地方。好的学生定会留意这里，感到有滋味有嚼头。
我父亲很热衷中国考古学要有中国特色，对此我也有些感叹。外行的我觉得，中国幅员辽阔，历史绵延不断，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在一个层位里就有可能埋藏着不同时代的器物，我们用类型学可以把它们按时间排序，这在国外是少有的。这必然地会形成我们的特色，也是活生生的客观事实。在人文科学里，考古学该是最有条件和理由出现中国特色的。
在写作后期，2014年4月24日，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纪念陕西考古——斗鸡台发掘八十周年”大会。1934年4月24日，徐旭生老前辈以及紧随其后的家父等人，勤劳奋战，终于在宝鸡有了“陕西考古发掘第一铲”，掀开了陕西考古史的篇章。在抗日烽火中，在国家危难时，考古学家们依然顽强地探究中国的古代史。我也更理解了父亲：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那个时代众多非凡的学者，他们又以非凡的成就回报了那个时代。
（作者：苏恺之，系考古学家苏秉琦之长子，本文图片均选自《我的父亲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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