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当前，国际传播“西强东弱”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国际话语权主导地位依然由西方发达国家把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摆在突出位置，为推进新形势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时不我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揭示了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现实需求和意义所在。

  话语是人类言语表达的载体，是人类传播信息的工具。但是，话语并非只是人类思维、信息与行为的承载物。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也就掌握了“权力”。

  国际传播能力，直接表现为一定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而话语权的基础则在于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是反映民族传统、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密码、价值取向、核心理论，决定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弱。中国故事能否讲好，中国声音能否传开，关键要看我们的话语外国人是否愿意听、听得懂、能接受。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舆论斗争日益激烈。中国的对外传播之所以常常出现“失语”“失声”现象，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一套反映中国人理解结构和思维方式特点，同时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去解释中国、说明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快”二字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应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切实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我们理应担负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和迫切的使命与责任。

核心术语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将话语体系比作一幢思想的大厦，那组成这座大厦的砖石就是概念和范畴。话语体系不是单纯语词的简单堆砌，而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的有机组合，概念与范畴在话语体系构建中发挥着基础作用。

  术语是概念和范畴的语言标记，其中一些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核心术语。中国核心术语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核心词，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解结构。

  一般而言，人们在接受新的知识观念时，总是倾向于运用已有的经验来理解未知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学习外来理论和思想时，是按照中国人的理解结构和思考方式来理解外来东西的，并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背景和理解结构，把外来的思想理论进行消化、转化。对于国外、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术语是构成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的符号，是构成话语体系中链接思想的关节点。它正是我们运用已有知识，特别是本民族的知识概念来理解外民族问题，传递本民族思想的基础工具。做好核心术语概念的挖掘、阐释、翻译和表达工作，可为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本的知识框架与语义基础。

以“融通中外”理念增进国际理解与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时，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为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指明了基本路径。

  就“融通中外”的“中”而言，要秉持“不忘本来”，突出民族特色、中国风格。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积淀、国家进步的历史进程，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赋予了深层意蕴。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学科传统领域形成了数量丰富、具有学科知识价值的术语，其中不乏很多核心术语。以经济史学术语为例，在《食货志》与《通典》中，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史学术语，如食货、轻重、平准、均输等，涵盖了中国经济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部门。这些由中华民族创造构建，并构成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概念，是世界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融通中外”的“外”字，提醒我们要注重“吸收外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定义了一系列基本术语，形成了很多基本概念，业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词汇。我们一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于特定概念拥有解释垄断权，并借机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另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话语体系构建的自身逻辑和发展规律，坚决不走僵化封闭的道路。相互渗透与影响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汉语中，许多外来术语已经融入中华思想文化并且由中华民族赋予了新的含义或理解。比如“民主”“革命”等，都是近代以来首先由日本学者以汉字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观念，构造出的现代词汇。汉字文化通过日本和西方文明有了很好的融合，中国的实践又赋予了这些词汇以新的内涵。与此同时，许多源自中国的词汇也在融入其他民族的词汇中。以英语为例，目前《牛津英语词典》中大约包含120个含有中文渊源的词汇，一些词语如“guanxi（关系）”等，以直译拼音形式被收录。还有诸如“add oil（加油）”这种完全以意译形式收录的词语。另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反映中国理念的词语也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业已成为世界广泛接受的概念和表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基于中国独特传统和现实语境，基于中国自身历史和现实规定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包括西方术语在内的原有概念范畴进行再定义、再解释、再表达，实现融通中外、美美与共的“大同”境界。

  （作者：袁 军，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力研究”〔21&ZD15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