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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面面观】
我国当代的生态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新文学参与和介入社会事务的职能，关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危机，探寻生态问题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反思现代文明发展的方案与路径，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有担当、有力量的文学。
但当下的生态文学也存在一些难解的问题，制约和限制了生态文学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性的问题。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致力于生态问题的曝光和预警，题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影响和价值，但随着人们对相关生态问题的广泛关注或生态问题的及时解决，很多生态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就随之烟消云散，难能被人记起和提及。众多生态文学作品的“保质期”有限，不容易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这成为制约生态文学发展的桎梏和瓶颈。如何提升生态文学的文学性，使其具有持久的审美价值，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东北的作家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为提升生态文学文学性这样的问题提供一些经验和参照。
结构的变化与多样可以拓展小说的表意半径
由于生态文学有“生态保护”这个理念作为前置条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很容易架构出一个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人物分为保护者与破坏者、受害者与加害者，是非善恶一目了然，过程和结局也多可预见。这种叙述模式最大问题是消解深度、容易重复，意义容量难以扩容，使生态文学成为一种可模仿、可复制的类型文学。只要题材有新意，在叙事结构上，作家不用花太多心思，但作品难有实质性创新和突破。
辽宁作家老藤的长篇小说《北障》近期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关注和表现林区生态保护的作品。既往的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作品，多在动物保护者和盗猎者或者动物与捕猎者的对抗中展开故事，而《北障》打破了这种二元结构，在警察与猎人、猎人与动物的双重较量中展开叙事，拓展了小说的表意空间。
小说中，北障森林的胡所长下达严格的禁猎令，誓要终结这里数百年来的狩猎传统。猎人们表面合作，背地里却各有盘算。猎人金虎为了朋友情谊，也为了给爱犬报仇，冒着被逮捕的风险，上山诱捕猞猁。作者写出了猞猁的凶猛和狡黠，也写出了猎手的执着和老练，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缠斗。谁知一直以来和猎人过招的不是猞猁，而是一只瘸腿的狐狸。这只狐狸屡次缴获猎人投下的诱饵，之后扬长而去，将猎人玩弄于股掌。而猎人要找的猞猁如鬼魅，如精灵，游弋于林海，潜隐于深山。在这一重“狩猎”的故事中，作者写出了野生动物的机巧与精明，更表现了大自然的浩瀚与神秘。小说中另一重“狩猎”的故事，是警察和猎手的对决。对于狩猎，胡所长要求严刑峻法，而金虎信奉猎人们的传统与规矩——适可而止，他相信猎人也是林区生态的一部分，猎人按规矩狩猎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经过多番较量，胡所长最终如愿以偿，抓到了捕猎的金虎，强硬逼猎人们就范。然而，胡所长保护了林区的自然生态，却摧毁了猎人们的信任和友谊，还有以信义为标识的猎人价值体系。他将人排斥于生态范畴之外，忽视了生态中人的位置和意义，破坏了林区猎人的人文生态。老藤通过这样的双线结构设置，表现了大自然的博大与珍贵，强调了保护自然的观念，同时他通过小说表达生态保护不是工具理性支配下对数据和指标的简单恢复，而是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尊重人的利益和权利、信仰和传统，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调和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这样看来，结构的变化与多样可以拓展小说的表意半径，让小说的内涵更加多元丰富，可以避免或弱化观念先行所导致的作品的单调与重复。
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整体，讲述人在自然怀抱中的生活
警示和反思是生态文学要传达的重要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制约下，生态文学作品中的人往往和自然割裂甚至对立，人被刻画为闯入者、破坏者和施暴者，人类丰富细腻的情感难以融入生态文学之中，这容易造成生态文学情感空间的狭窄和审美方式的单一。生态文学不仅可以表现人对自然的侵犯与伤害，表达哀情，唱响挽歌，也可以描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整体，讲述人在自然怀抱中的生活。
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原，有幽默的羊倌、爱写诗的猎人、弹三角琴的少年，还有歌唱家乡的老者、卖头发为孩子买黑板的母亲和待嫁的姑娘，他赞美草原的秀丽与壮阔，也讴歌蒙古族人的单纯与诚实、勇敢与善良，这里是骏马和雄鹰的领地，也是蒙古族人的天堂。如果这里只有芍药而没有牧人，没有对母亲的赞美和对祖先的怀念，那这里就没有幸福与苦难、欢快与忧伤，只剩下丰茂的草场和奔跑的群狼，那这里便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草原，只剩下一片草长莺飞的荒野和恒久的苍凉。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同样写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小说中，鄂温克人世代生活在崇山丛林之间，以狩猎为生，以驯鹿为伴，他们接受自然的馈赠，也要面对疾病、雷电等自然带来的劫难。他们狩猎猛兽，也直面猛兽的威胁与报复，无可避免生命的毁伤。他们处于自然的怀抱和循环之中，繁衍生息。他们相信火中有神，不向火中洒水或扔不干净的东西。他们也信奉山神，在大树上刻印山神的头像，猎人们见到这样的树要跪下磕头，卸弹摘枪。通过鄂温克人的生活，迟子建不仅写出了中国北疆的崇山峻岭、宽流大川，也写出了林海莽原间，猎手渔人的艰辛与苦难、虔诚与纯良。这片山川孕育了鄂温克人的历史与习俗，承载着他们的文化和风尚，是他们的怀抱和摇篮。现实中，鄂温克人接受了这片山川的哺育，但在文学的意义上，是鄂温克人成就了这片山川。正是由于鄂温克人的存在，让这片山川变得鲜活而灵动、神秘而深邃，仿佛有了盼望和期许，有了喜怒与悲欢，使其不再是一片边陲的旷野，而是一片承载人类信仰的秘境和寄托现代人疲惫灵魂的港湾。
所以说，要提升生态文学的创作水平，推动生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势必要提升生态文学人物的塑造。没有成功的人物，就难以成就好作品。在当下不少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人物多是概念化的扁平人物。要塑造成功的人物，打破人与自然对立的想象和叙述十分重要，这为人物从某一类观念的传声筒回归到作品表现的中心提供了可能。
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创作，丰富的自然知识增益生态文学的魅力
与科幻文学类似，生态文学要为读者提供认识世界的功能和价值，所以，生态文学作品的知识属性非常重要。可以说，知识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生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在这方面，吉林作家胡冬林的创作比较突出。
胡冬林热爱长白山，密切关注长白山林区的生态状况，他曾长期驻扎在长白山的高山密林中，幕天席地，风餐露宿，与猛兽为邻，与飞鸟为伴，近距离观察长白山林区的各种生物。他像生物学家一样追踪动物群落，分析植物科属，与猎户交流，探寻和发现自然的玄机与奥秘。他作品中的生物知识是鲜活的，他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创作，用双手抚摸树林，用脚步丈量山脉，他的文字是生命在山林间的痕迹。他笔下的长白山森林，从土壤到天空，各类昆虫、游鱼、走兽、鹰隼，驳杂而丰富，共同构成了长白山大森林的生态奇观。他在呈现这些生物的性状与形态的同时，还分析他们的类目，解说它们的习性，甚至探究它们的进化过程，为读者打开了生物学世界的大门。
在散文中，胡冬林和读者分享自己与长白山各类动物打交道的经历。对于久居深山的他来说，这些动物是他的邻居和朋友。对于它们的习性和脾气，他如数家珍。寒冷湖水中的水獭和爪鲵、密林深处的山猫和狐狸、灌木丛里的紫貂和青鼬、林间枝头的星鸦和林鸮，他对每种动物的书写都带着自己的经历与记忆。读这些文章，仿佛就能随着他一起近距离地观察和感知这些森林中的精灵，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有些动物的嬉戏、求偶、狩猎，他亲眼得见，并诉诸笔端，比如松鼠大战林鸮、水獭对阵猞猁、星鸦反击金雕。有些动物的行为，他未曾见到，但动物们会在森林中留下各种蛛丝马迹。这时，胡冬林便化身痕迹学家，像侦探索骥、判官断案，根据动物的齿痕爪印、残肢断羽，分析野生动物的玩耍与欢愉、打斗与搏杀，从而用文字复盘出当时的场景与过程，还原出一幕又一幕林中大戏。比如根据地上的足印和树上的抓痕分析青鼬对野猪的猎杀，通过林中的一片雪迹想象山猫一家在雪后初霁的欢乐时光。
胡冬林通过持续而广泛的阅读积累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感官验证或者驳斥这些知识，之后再将其呈现给读者，让读者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欣赏和感受自然的缤纷与玄妙。他对待知识和文学的认真与负责，使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充分的魅力和价值，值得读者的喜爱和尊重。
（作者：张维阳，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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