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名胜与士人交游

  流连山水、游览名胜，是古代士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山水名胜之游，既可以舒展身心、陶冶性情，更可以结交友人、增广见闻、彰显大志；同时，山水借士人之游而增其风姿，名胜因士人之览而富其内涵。

  东晋南朝时期，“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江南山水成为士人寄情的对象。至隋唐时期，这种山水意识影响了整个文人世界，寻山问水，成为文人行旅的重要内容，山水诗文迅速发展，山水和人的故事日益丰富，山水中的人文因素逐渐凸显。宋代以后，人们访问山水时除了欣赏胜景，往往会追寻前贤的足迹、追忆前贤的故事，与前贤进行诗文唱和，寻古探幽成为文人山水游赏的重要主题。“名胜”一词在魏晋时期主要用来指“名人”“名士”，一直到明清时期，将素有雅望的知名人士称为“名胜”的现象仍较常见，而被称为“名胜”的“人物”往往有山水景物游赏的雅好；自宋元以后，经“名人”“名士”游览或书写过的、具有充分人文积累的“山水胜景”开始被称为“名胜”，至明清时期这种用法已非常普遍。因此，“名胜”一词具有“人”和“景”的双重含义，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合一。宋代以后科举制兴盛，文人士子队伍迅速扩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化事业中，士人们的游宦生涯，促进了山水游赏的兴盛与地域文化景观的开发。随着文献学和印刷术的发展，山水景观中的文化故事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名胜文化的发展。

  山水游观是文人士大夫涵养心性的重要方式。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提到文人士大夫钟情山水的原因：“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古人认为山川亭沼有助于宣泄浊氛，通达气象，使人处于澄明之境，如宋人胡宿《流杯亭记》所言“城邑之粹依于山川，所以通气象而宣底滞；府寺之胜，寄于亭沼，所以栖神明而外氛浊”。李廌在苏轼祭文中写道“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以山川之灵气映照苏轼人格之高洁。那些他乡远游的文士中甚至出现了一批热衷于山川地理考察与著述的专业学者，如徐弘祖、王士性、顾炎武等人。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提到王士性“宦游所至，辄登临山水间，穷极幽奥，作游记数十篇”，徐霞客“终身于游，至历绝域徼外，牧翁为作传”，将二人称作山水游的“好事者”。

  中国古代士人的仕宦生涯，为游历或营缮各地山水名胜景观提供了便利，王士性“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迹半天下”（《涌幢小品》卷十）。宋人王禹偁言：“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古代官员任职地方，寻访、游赏、修缮、营建地方文化景观，并为之写诗作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官员致仕后，往往又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及实力丰富乡居生活，游览或经营乡里名胜。《明史·文苑三》记载田汝成“归田后，盘桓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明代南安人苏希栻年四十五回乡后，葺治梅陇阡、履濡桥，“重新雪峰寺名胜”（《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十）。致仕官员成为营缮地方名胜景观、整理和塑造地方名胜文化的重要力量。

  宋至明清，随着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士人群体迅速扩展，一些文人在风景优美的山林间设立书院，推动了当地景观文化的发展。《思辨录辑要·学校》言：“大凡书院建立，多在郭外名胜之处，不独远绝尘嚣，而山水之胜亦足以荡涤俗情、开发道妙学者，于此处读书、讲道、观星、算历，诚为至便，深合管子处士就燕闲之意，虽盛王之世不可废也。”张栻《岳麓书院记》提到岳麓书院修成后，“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朱熹与张栻多次在书院园林中探讨学问、游赏景致，胜景与文思得以相互激发。

  “山水名胜”亦是古代文人社会交游的重要内容。陈继儒《小窗幽记》认为人生三乐，即“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文士好山水，并非仅为山水，也是借助“山水”，展现身份与性情，广交四方名士，构建志同道合的士人社交圈。五代时期连州人黄损少负大志，“遇佳山水留题殆遍，自谓所学未广，乃担囊游洞庭诸名胜，结交天下士”（《十国春秋》卷六十二）。苏东坡一生辗转数地，文名极盛，政务之余，会用很多时间携友游赏当地景观，参与营建、塑造地方文化景观，成为宋代以后景观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徐州黄楼、密州超然台、杭州西湖、黄州雪堂等众多地方景观都留下了苏轼及其友人的事迹或文字。

  “雅集”是文人参与山水名胜交游最典型的形式，三月上巳节水边修禊、九月重阳节登高结社，成为一些文人定期的交游活动。 以山水或胜景与朋友交流，这一传统很早就已出现。西晋金谷园雅集在当时的官绅文人圈负有盛名，东晋王羲之等人参与的兰亭雅集则为后代士人所倾慕。至唐代，山水雅集与郡斋园林燕集并重，成为文人士大夫社交的雅事。韦应物等人在郡斋园林中与友人燕集，郡斋园林景物常常成为诗文唱和的吟咏对象。 北宋时王诜在汴京建有西园，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等文人在此雅聚，吟诗作赋，挥毫抚琴，李公麟《西园雅集图》绘其盛事，米芾为之作记，成为文人交游的经典故事。元末玉山雅集、清初红桥修禊也都是较著名的雅集。

  士人山水雅集，一般都在山水胜地或园亭佳处进行，常表现为携好友访胜、饮酒、赋诗、品茗等方式。清乾隆《杭州府志·杂记》提到明代杭州“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志，优游自如”。宋以后尤其明清时期的雅集，往往还会有一些寻古、访古活动。明代徐有贞隐居故里，非湖山之游不出门，终于在重阳节令之际，与夏昶、杜琼等诗社老友一行七人前往虎丘，登云岩寺，其《云岩雅集志》记述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门，笑咏以登”，“凡台殿亭馆之有名者，必造焉”，行酒作诗，赏菊品茗，“寻勾吴之遗迹，吊阖闾之玄宫，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风”（《吴中金石新编》卷八）。文人雅集，既是以“山水名胜”熏陶文人性情，增进同道之谊，其雅集故事及诗文的流传也有助于山水名胜文化的丰富和拓展。

  士人山水名胜之游，从游赏工具到游赏形式，往往都讲究“雅致”。明人屠隆《游具雅编》对游玩所用之笠、杖、渔竿、舟、叶笺、葫芦、瓢、药篮、衣匣、叠卓（折叠桌）、提盒、提炉、备具匣、酒尊等游具的形制、规格、功用等进行了详细说明，穿戴佩用均注重“道气”“风致”。陈继儒《岩栖幽事》谈水游之雅趣：“住山须一小舟，朱栏碧幄，明棂短帆，舟中杂置图史鼎彝，酒浆荈脯。近则峰泖而止，远则北至京口，南至钱塘而止。风利道便，移访故人，有见留者，不妨一夜话、十日饮。遇佳山水处，或高僧野人之庐，竹树蒙茸，草花映带，幅巾杖履，相对夷然。至于风光淡爽，水月空清，铁笛一声，素鸥欲舞。斯也避喧谢客之一策也。”无论是舟中陈设，还是故人相聚、避喧独游，处处可见风雅。

  总之，山水名胜是自然与人相结合的胜景，是大地山川中有历史有故事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山水名胜的形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持续的文化实践过程。作为“人”与“大地”共同的作品，“山水名胜”景观为后世的游览者提供了空间、时间和人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象。历史时期，山水名胜成为启发无数文人士大夫进行审美创造的灵感之源，山水诗文和山水画是以文字或图像的形式体会山水人文之美，古代音乐中也有众多表现山水意境的经典乐曲。对于今人而言，山水名胜集自然胜景、建筑艺术、诗文传统、书法绘画艺术、传说故事等为一体，是公众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综合性的审美对象，对于公众美育的作用不可忽视。山川胜景能涵养人的襟怀气度，名胜中承载着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各类景观、建筑、文学艺术作品能促发游览者博大而深沉的历史意识，从而在精神层面生发高远的信仰与追求。如何使山水名胜游览能真正促进文化心性的提升，这需要游览者有一定的文化积累，而知识传授者与景观规划者如何将景观文化之美落到实体景观上，让游览者能充分感受这种自然人文之美，也非常重要。

  （作者：何峰，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2020年度美育研究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