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芬兰人如何看“芬兰化”

  在“俄罗斯将于16日入侵乌克兰”的预测被打脸之后，美国总统拜登18日又声称，他“确信”俄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开战，进攻可能“在几天内”打响。

  美国想从这些“预言”中获得什么利益？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美国无非是想扰乱俄欧能源合作节奏，打压可能相应提升的欧元地位。可以确定的是，接二连三的“预言”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乌克兰局势，也早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19日就表示，“在危机状况下，最不合适的做法就是无端猜测或估计”。乌克兰危机仍存在对话与和平解决的空间，“目前形势十分严峻，但历史尚未写定，”“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出路”。

  出路，是各方关注的重点。因为有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著名战略家的加持，国际问题研究者一直在探讨“芬兰化”作为乌克兰危机出路的可能性。实际上，许多芬兰人不喜欢这个外来词，觉得用这个词概括那段艰难岁月的特点并不合适，甚至是种冒犯。不过，对于“芬兰化”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参考价值，还是有些芬兰人士愿意分享他们的智慧。

维护本国主权而不挑战强邻

  “芬兰化”或称“芬兰模式”，最初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西德政治辩论，后在德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使用，意指一个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不挑战更强大邻国的决定，其通常指代芬兰在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政策，也有用来指代类似的国际关系。在乌克兰冲突爆发后，这个原本属于冷战时期的历史词汇被一些国际人士拿来用于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案，大意是乌克兰可在承诺不加入北约的同时，自由选择国内的政治制度，以及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联系，避免对俄罗斯形成制度性的敌意和威胁。

  1956年至1981年间在任的芬兰总统吉科宁在自传中称，芬兰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其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尤其对于小国而言，我们对自己立场所产生的影响不抱幻想，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对国家未来的军事或政治发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时且正确的力量感知……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面对芬兰的特殊地缘政治困境，吉科宁说过：“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后来，有学者把吉科宁对芬兰外交政策的阐述浓缩成一句话：“芬兰化”不供输出。

  芬兰国际研究协会董事会成员、坦佩雷大学管理与商业学院安全研究讲师琼图宁曾在《赫尔辛基综合症：国际政治中芬兰模式的过时复兴》一文中指出，“芬兰模式”主要有四方面含义：一是描述中立性的小国外交政策；二是作为贬义的修辞工具，向国际盟友和国内民众传递一种具潜在危险的政策主张；三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概念，通常用于芬兰国内对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讨论；四是作为革新模型，为外交政策和国内改革献计献策。

  可以看出，最早谈论乌克兰危机“芬兰模式”解决思路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仅是为乌克兰危机提出一种小国中立外交政策的革新模型，为美国相关政策提供新思路，并不涉及琼图宁文中所指的第二和第三方面含义。琼图宁在文章中通过对冷战期间“芬兰模式”原始过程的描述表明，试图将“芬兰模式”作为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的“错时空处方”缺乏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解，意味着对历史的拒绝，在脱离冷战背景的当下，“芬兰模式”不是一个可从中学习的“历史教训”。

与芬兰一段非常艰难的历史有关

  近期“芬兰化”概念再度被提出，引发了部分芬兰人士的不满。芬兰前总理斯塔布在推特上强烈质疑马克龙会使用这样的术语，称使用“芬兰化”这个词，不管在何种语境的芬兰外交政策话语中都会被认为是无礼的。他还对法新社记者表示，对苏立场是芬兰历史上的一个“痛点”，“芬兰模式”不适用于乌克兰，旧术语描述新情况行不通，新情况用旧办法也很难奏效。任何主要大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决定乌克兰在自身安全方面想要采取的路线。斯塔布还明确地说：“在芬兰，当你说某人被芬兰化时，这几乎是一种侮辱。”2014年斯塔布在任总理时就曾说过：“对我们所有芬兰人来说，‘芬兰化’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

  有当地研究人士认为，冷战结束30多年了，“芬兰化”已成为一个过时旧术语，不再适用。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阿尔托拉对媒体表示，这个旧术语对芬兰人来说是负面的，它与芬兰历史上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有关，芬兰人的民族观并不悲观，所有创伤都是一个漫长故事的一部分，自由、坚定和稳定的外交政策话语是芬兰讲述这个漫长故事的方式。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芬兰处于历史上最有能力与之面对的状态，可能比许多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更具弹性。乌克兰问题影响范围已超出其自身，如今讨论“芬兰化”的解决方案对乌克兰或芬兰都没有好处。

  “从芬兰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贬义词”，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苏对媒体表示，芬兰人不喜欢这个词，也永远不会把它作为一项政策提案。芬兰政界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芬兰化”，偶有涉及的人士常会招致批评。

  年逾八旬从军多年的尼古拉斯对记者回忆称，二战结束后芬兰仍要独自面对作为超级大国的邻国，不得不进入那段被称为“芬兰化”的历程，在此后两位总统长达35年“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的努力推动下，芬兰最终还是在危险历程中抓住了发展机遇。芬兰的成功之路在今天难以复制，作为经历这一切的老人，他不希望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任何国家“芬兰化”。

一个小国的智慧和积极的故事

  与此同时，有一些人士着眼未来，积极看待“芬兰化”及其具有的现实意义。芬兰资深记者、Maximusport主编和中欧健康与体育理事会的媒体大使波蒂拉对记者表示，“芬兰化”一词可被理解为一个小国的智慧。“就芬兰而言，这意味着接受现实，我们是一个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决策权的小国。芬兰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希望并要求其他国家对芬兰也采取同样态度。”过去十年，尼尼斯托总统一直扮演着和平调解人的角色，因此“芬兰化”被赋予了和平缔造者的新含义，芬兰作为公正的东道国，在首都赫尔辛基等地主办过各种国际首脑会议。芬兰强调，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和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在上周六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尼尼斯托总统对中国提出的主题表示赞赏，中国也强调小国主权价值观。波蒂拉表示，希望各方对乌克兰及其局势采取同样的态度，在谈判桌上以文明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否则乌克兰爆发战争，那将是一场悲剧。

  芬兰环境产业协会董事长伊尔·卡洛马近期撰文表示，芬兰人应该对自己的智慧和民族美德感到自豪，当年没有加入西方战争机器，而是成为东西方的“分水岭”，实现了与有核国家的和平相处，这为芬兰带来了历史上第二长的和平时期。今天“芬兰化”的概念具有全新的积极意义，时代和世界在变，人们也会对决策者头脑风暴时提出的参考历史保持清醒和理智。卡洛马明确反对芬兰成为北约东部的美国战场。

  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帕斯捷尔纳克也对媒体表示，如果将“芬兰化”视为芬兰在与莫斯科不对称关系中的一种生存机制或工具，那么就可以讲述一个积极的故事。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中的箴言，仍足以启迪当今世界。

  （本报赫尔辛基2月21日电 本报驻赫尔辛基记者 张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