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史编纂的特殊经验

德国通史编纂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

  在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德国实际上并不存在某种“通史”的概念。究其原因，是“德国”一词在早期历史阶段的内涵并不清晰，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自然也就不存在编纂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共同历史的现实需求。中世纪时，德国确实存在过几个可称作“王朝”的家族，例如萨利安王朝和霍恩斯陶芬王朝，不过它们都不是政治体，有时候则过于弱小和短命。这些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后来也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考虑到中世纪神圣罗马皇帝都是由选帝侯选出，因此他们并非高高在上的君主。

  近代早期，德意志兰被若干诸侯把持和瓜分。直到18世纪，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哈布斯堡两家才从众多诸侯中脱颖而出。当时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也有相对的实力优势，而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直到1803年拿破仑入侵为止始终保持着自治状态。对于哈布斯堡王朝而言，始终也面临着“德意志”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虽然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五世在某些语境下被称为“德国皇帝”，但他几乎没有在德国待过，其帝国疆域也不仅限于欧洲范围，还囊括了美洲的一些殖民地。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转移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并逐渐将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土地吞并进来。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这些民族当然都不属于“德意志”的范畴。

  在拿破仑入侵之后，德国的政治版图又发生了剧烈和持久的变化。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从“德国”的范畴中被剔除。于是，由普鲁士提出的“小德意志”方案，最终取代了奥地利提出的“大德意志”方案。1871年，普鲁士国王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才有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德国，进而才有了编纂德国“通史”的意识。不过，德国历史的起点究竟何在，依然是通史编纂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如此，当时的历史学家在编纂通史性质的德国历史时，还是习惯性地把“德国人”的历史尽可能地往前追溯。有些历史学家从日耳曼人开始写起，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视为“德国”历史的最早记载。不过，这些日耳曼人后来分化成若干不同的部落，没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德国文化史学派旗手兰普雷希特（1856-1916）写过一部12卷本的《德意志史》，被认为是较早的一部系统的德国通史。在这部通史中，兰普雷希特试图给德国历史提供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解读，引起了很多争议，马克斯·韦伯就曾对之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这部书的影响有限，现在已无人问津。

当代德国的通史编纂

  进入20世纪，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德国史学界偏重对德国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和诠释。比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1907）、弗兰茨·施纳贝尔四卷本的《十九世纪德国史》（1929—1937）都是此类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界忙于历史反思，此后几十年并没有通史类的著作问世。

  现在德国学界和市场认可的几部通史，几乎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编纂的作品。例如，柏林普罗皮来出版社的9卷本《德国历史》、慕尼黑贝克出版社的10卷本《新编德意志史》、哥廷根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出版社的10卷本《德意志史》和慕尼黑西德勒出版社的12卷本《德意志史》等。此外，还有一部尤为值得注意的通史，即多卷本《德国历史手册》。这部通史最初由中学历史教员布鲁诺·格布哈特编纂完成，于1891年发行，后来不断推出修订版。该丛书在德国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高等学校中作为教材使用。商务印书馆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组织人员将该书的第9版译成汉语，以《德意志史》为名分四卷在国内出版。该手册的最新版是2001年以来陆续出版的第10版，共24卷。新版《德国历史手册》由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沃尔夫冈·莱因哈德等领衔的全新写作班底编纂，内容上与早期版本已经完全不同，但是人们仍然习惯地称其为《格布哈特历史手册》。除了上述多卷本的德国通史外，莱比锡雷克拉姆出版社还出版了一部单卷本《德意志史》，颇有影响。上述通史编纂者对德国历史编年的起点，给出了见仁见智的看法，但最常见的是从中世纪算起。从历史阐释的层面来看，这几部通史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纂的德国通史大多摒弃了民族主义叙事的方法论与倾向，不少学者甚至试图将德国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语境下书写。另外，德国的通史著作多侧重于社会文化史而非政治史。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德国流行的几部通史，大都出版于2010年之前，之后尚无新编的德国通史问世，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德国学界和民众对通史的兴趣有所下降。

德国通史编纂的“断代史”特点

  尽管一般的德国通史编纂通常将德国历史的起点定位于古代日耳曼人的形成或中世纪查理曼帝国的分裂，但仍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历史应从1871年开始写起。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享有盛誉的德国史，在时段上从近代开始的原因，类似于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断代史”。

  托马斯·尼佩代3卷本的《德国史》即是如此。该书从1800年开始，至1918年结束,但在书名上并没有标明“近现代”的字样。尼佩代《德国史》的第一卷涉及1800-1866年的德国历史，堪称德国文化史方面的杰作；后两卷涉及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定性问题，强调了德意志帝国对德国现代性的孕育，但并没有为集权的德意志帝国辩护的意思。尼佩代将其德国史叙述的起点开始于近代，也意在强调德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另外一部在时段上偏重近代的德国史著作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5卷本的《德国社会史》。韦勒是德国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比勒菲尔德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学术刊物《历史与社会》。韦勒的《德国社会史》以1700年为起点，但真正渐入佳境的部分则是从1815年开始。韦勒凭一己之力撰写了一部五千页左右的巨著，这部著作被誉为是德国从18世纪至20世纪末这段历史的权威著作。

  上述两部史书在德国历史学界具有极高的地位，它们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史”，或许称之为“断代史”或“德国近现代史”更为恰当。但是，考虑到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一些德国通史类著作多把重心放在近代以来，所以这两部经典德国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德国通史编纂的特殊经验。

  总之，我们要意识到德国通史编纂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德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很早就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本民族内涵的中央王朝，而这个中央王朝的历史又可以嫁接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节点上。因此，德国历史缺乏一种可以明确判定的从本民族起源开始直至当下的历史书写传统。德国通史编纂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不同语境中“通史”复杂而多样的内涵具有参考意义。

  （作者：陈浩，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