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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僧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有一首诗，题为《饯枯木成老赴南华之命》，枯木成老是曹洞宗禅师，法名为法成，自号枯木，嗣法芙蓉道楷禅师，属青原下十二世。据程俱《北山集》卷三十二《宋故焦山长老普证大师塔铭》记载，法成禅师先后住持过汝州香山、（东京）左街净因、潭州大沩密印、道林广慧、韶州南华宝林、镇江焦山普济等名刹。惠洪这首诗是给法成禅师饯行的，法成将由潭州道林广慧寺（即道林寺）前往韶州南华寺（即宝林寺）当住持。
我注《石门文字禅》尽可能给每首诗编年，那么这首诗作于哪一年呢？程俱所作《普证大师塔铭》虽然罗列了法成一生住持过的寺院，却没有说明某年住某寺。不过，诗中有“天书夜到道林宫”一句，透露了编年信息。
法成住持的道林寺，在潭州（长沙）岳麓山下，今之山门“自卑亭”即道林寺遗址之一。然而，惠洪在诗中不称“道林寺”，却称“道林宫”。众所周知，道教的屋宇称“宫”或者“观”，如青羊宫、云台观之类；而佛教的屋宇称“寺”或者“院”，如大慈寺、文殊院之类。
此处惠洪将“道林寺”称为“道林宫”，是为了押韵吗？当然不是，因为写这首诗时，道林寺实实在在就叫“道林宫”。同样的情况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二《一击轩记》中也可看到：“宣和元年冬，余自临汝以职事来宜春，暇日，与客游天宁宫，爱小轩修竹，解衣盘礴，终日不忍去。”根据该记的内容，一击轩是惠洪师兄德禅师的小轩，天宁宫应该是天宁寺才对。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崇宁元年，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又改额曰天宁寺。”宋徽宗的诞辰被尊为“天宁节”，所以天下每个军州都有一个佛寺得改名为“天宁寺”。《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一就有《信州天宁寺记》可证。但这里却将天宁寺称作“宫”。再看“与客游天宁宫”的时间，是宣和元年冬。惠洪为何两处把佛寺称为“宫”呢？
原来，在宣和元年，佛教史上出现一件大事。据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记载：“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改佛为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称德士，尼为女德士。寺为宫，院为观，禁铜钹塔像。佛赐天尊服，德士依道流戴冠。”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道教之崇》所载大致相同：“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更寺院为宫观。林灵素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请于帝，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寻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之法。”道教以“道德”为先后，僧为德士，自然低于道士，这是以林灵素为代表的道教徒的精神胜利法，试图用侮辱性的名称与服饰的改变，将佛教纳入道教的话语系统，且置于道教统治之下。此事又见于《宋史·徽宗本纪四》，更早的佛教史籍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卷四十六记载更详细，文繁不录。宋徽宗笃信道教，自号道君皇帝，崇道抑佛，政和以后更受道士林灵素等的蛊惑，因而出现上述诏令佛教改名的闹剧。道林寺、天宁寺就是在宣和元年改为“宫”的。
此事随着道士林灵素奸谋败露，次年即恢复佛教寺院僧尼的称呼。据《佛祖统纪》卷四六宋徽宗宣和二年：“八月下诏曰：‘向缘奸人建议，改释氏之名称，深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旧称为僧尼。’九月诏大复天下僧尼。”不言而喻，佛教的“宫观”也重新复名为“寺院”。一场闹剧，一年演完。
现在我们来看《饯枯木成老赴南华之命》这首诗的编年，便可根据“道林宫”三字判断该诗作于宣和元年。《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二另有《忠孝松记》可作旁证：“宣和元年，余谒枯木大士成公于道林。……于是导余登清富堂，下临潇湘。”前面所谓“天书夜到道林宫”，正是诏命枯木法成禅师移住岭南南华寺。《一击轩记》中的“天宁寺”称“天宁宫”，也是宣和元年的这场宗教闹剧造成的。
关于这场佛门之变，当时的僧人深受其害。江西诗派三僧之一如璧，本名饶节，字德操，先为儒生，中年半路出家，取法名如璧，号倚松道人，属禅宗的云门宗。如璧一生，先是书生戴儒冠，然后削发为僧，再后又戴道士的黄冠。他的《倚松诗集》卷二有《改德士颂五首》，调侃自己的遭遇：“自知祝发非华我，故欲毁形从道人。圣主如天苦怜悯，复令加我旧冠巾。”（其一）“旧说螟蛉逢蜾蠃，异时胡蝶梦庄周。世间物化浑如梦，梦里惺惺却自由。”（其二）“德士旧尝称进士，黄冠初不异儒冠。种种是名名是假，世人谁不被名谩。”（其三）“衲子纷纷恼不禁，倚松传与法安心。瓶盘钗钏形虽异，还我从来一色金。”（其四）“少年曾着书生帽，老大当簪德士冠。此身无我亦无物，三教空名何处安。”（其五）从这五首诗中可看出，很多和尚（衲子）为改德士而愤愤不平。事实上，当时有不少僧人便起来反抗，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记载，僧徒将投牒于蔡京，求辩论，开封府尹盛章捕其首七人杖杀之。永道法师上书抗辩，徽宗大怒，敕流道州。曾为儒生饶节的如璧禅师，此刻又被强迫改为道教化的德士，一生三易其名。不过，如璧是因悟道而出家，因而对此外在种种的“假名”毫不介怀，能做到处变不惊。既然已觉悟到“此身无我亦无物”，那么儒释道三教的空名又何处安放呢。
在宣和这场佛门变故中，有如璧这样的经历的当然不是个案。南宋洪迈《夷坚支志》己卷七《善谑诗词》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政和（当为宣和）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项冠于上。无名子作两词，《夜游宫》云：‘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西江月》云：‘早岁轻衫短帽，中间圆顶方袍。忽然天赐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谓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遥。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长生不老。’后章盖初为秀才，乃削发，卒为德士也。”《西江月》说的就是如璧这样有三种身份的人，显然，改僧为德士的宗教大事件，在后人眼中已成为可供戏谑的荒唐的文学题材。
虽然到宣和二年九月，这场闹剧就已结束，但是“改德士为僧”的新政策也让和尚们吃尽苦头。《石门文字禅》卷二八有《德士复僧求化二首》，就表达喜忧兼半的心情：“一昨教门（佛门）小有更变，加以冠巾；朅来圣恩大为发扬，再除须发。欢声震于夷夏，喜气动于龙天。着旧僧衣，虽限一岁；换新度牒，必输五千。”“然每一名之度牒，必输五缗于有司。”本来身份就是僧人，被迫改为道教的德士，而现在恢复旧名，却要换上表明新身份的度牒，也就是和尚的新身份证。旧度牒作废，新度牒要钱，必须缴纳五千钱。所以惠洪一边是欢声喜气，感谢圣恩浩荡，另一边却不得不向施主摇尾乞怜，化缘寻求赞助。可见，所谓“换新度牒，必输五千”，不过是朝廷搜刮敛财的借口罢了。从作品编年的角度看，如璧的《改德士颂五首》可系于宣和元年，而惠洪的《德士复僧求化二首》则可系在宣和二年九月以后。
值得注意的是，前举《宋史纪事本末》提到“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也就是说，僧人改德士后，还得在自己法名前加上俗姓。比如宣和元年上书抗辩的永道法师，据南宋释晓莹《云卧纪谈》卷上记载，有旨称之为“前宝觉大师毛永道”，就因为他是东颍沈丘人，俗姓毛，所以连俗姓法名而称。又如《石门文字禅》卷二五《题云庵手帖三首》之三：“右云庵寄张惠渊偈一首。惠渊予不见二十年，闻其精进日新，真能遵受云庵之言者也。”惠渊俗姓张氏，是惠洪的师兄，《续传灯录》卷二十二有慧安慧渊禅师，即此僧（“惠”通“慧”）。此处“张惠渊”，也是连其俗姓法名而称，足可推知《题云庵手帖》之三作于宣和元年。还有个著名的例子，宋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讲说宋江三十六人，其中就有“花和尚鲁智深”；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其中也有“花和尚鲁智深”。后来演化为《水浒传》，鲁智深成为人人皆知的梁山好汉之一。照理说，鲁达出家后，应当只呼其法名“智深”，而话本却连其俗姓称为“鲁智深”。其原因在于，鲁达出家之时，正在宣和元年左右，鲁智深之称，正与毛永道、张惠渊之类惯例相同，乃为朝廷对德士称呼的规定。
（作者：周裕锴，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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