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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6日，在特朗普支持者强闯国会大厦事件爆发当天，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直指该事件是“一场叛乱”，是在“提醒我们民主的脆弱”。国会骚乱以让世人惊骇的方式凸显了当前美国民主之殇。根据美国美国公共电视网11月的一份民意调查，高达8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正在遭受威胁。12月1日，哈佛大学的一份针对18～29岁青年人的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失败或陷入了困境。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拜登在政坛浮沉数十载，理应对美国民主困境的根源了然于胸，理应对解决美国民主严重倒退问题更感迫切。然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将精力用在如何应对诸如政治极化加剧、社会信任缺失、贫富悬殊拉大等直接损害美国民主的现实挑战上，却热衷于导演所谓“民主峰会”大戏。
当然，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舆论反弹，并非因为外界对于美国民主有什么难以割舍的执念，而是因为所谓“民主峰会”在主题选择和与会者邀请等方面彻底暴露了美国打着“解救民主”旗号后面更为危险的政治企图，引起了人们警惕。
在美国挑选的受邀与会者名单中，台湾当局赫然在列。这由不得人们不将“民主峰会”与“围堵中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美西方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贴上所谓“威权国家”的标签，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罪魁祸首，而台湾则被吹嘘为一个正在遭受“外部威胁”的“成熟民主政体”。美国将美西方民主不彰归咎于中俄等国是典型的转嫁矛盾，而邀请台湾当局参会的“司马昭之心”更是极为险恶。正如多数评论指出的那样，美国主办“民主峰会”是有意识地要在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开辟一条意识形态战线，妄图通过撕裂国际社会来构建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然而，就像“民主峰会”这一剂外敷膏难以治愈美国民主的内伤一样，试图通过价值观外交拉帮结伙，以达到阻遏和孤立中国的目标，也注定无法实现。
首先，美国对自身“领导地位”的获得与重塑存在错误认知。美国建制派精英们认为，特朗普4年的“折腾”是导致美国国际信用下滑和软实力降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只要有一位尊重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总统彻底清算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遗产，只要重新恢复对盟友的支持和承诺，只要再次回到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更重要的是，只要领导人重新高举“民主”大旗，美国就能够“重新领导”。这显然是一种错误归因。诚然，特朗普在4年任期内恶化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损害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信任，其“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径破坏了自二战结束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际规范。然而，美国霸权地位的衰退并不是因为美国“不讲民主”和“不履行国际承诺”，反而是由于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大肆推广美式民主。
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建制派外交决策精英们长期努力的方向，是将意识形态设定为对外政策目标。从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口号冲击既有国际秩序，到具体针对不同国家推动“民主化改革”，乃至实施“政权更迭”或“颜色革命”，美国对外战略挥舞“自由民主”大棒，既造成了国际秩序动荡不安、局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以及一些国家的主权遭到严重侵犯，也使得美国沉迷于用意识形态编织的国家利益幻想，为实现不切实际的价值观目标而过度消耗自身实力。简而言之，折腾美国的不只是特朗普一人。那些看似更为尊重传统和“循规蹈矩”的政治精英们，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了更为系统性的打击，与美国硬软实力下降有着更大的关系。所以，将美国“重新领导”的希望寄托在价值观外交上，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种错乱表现，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只怕还将适得其反。
其次，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严重缺乏战略基础和可操作性。在冷战期间，美国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但即便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特殊条件下，“自由世界”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哪里，依然存在极大争议。毕竟，许多所谓的“自由斗士”并不符合美国所界定的“民主”标准，而“民主国家”身份也无法保证相互之间总是可以协调立场与行动。一旦缺乏坚实可靠的共同战略基础，任何价值观同盟都不可持续，也无法实际操作。在本次“民主峰会”上，一些被视为同美国存在较强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差异没有被列入邀请之列；而另一些明显实施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又因为同美国关系不睦，同样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某些受邀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是否真的符合美西方“民主”标准，更是引发了声势不小的舆论反弹。这份标准混乱、内容杂糅的邀请名单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并不具备对“民主”的垄断性解释权。连一份受邀名单都难以在内部达成政治共识，遑论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的价值观同盟。
最后，美国推进“价值观外交”不符合包括“民主峰会”参与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话语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常用工具。显然，参与“民主峰会”的各方深谙其中奥妙。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参会更像是捧场凑热闹，并不期待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对那些真正具有地缘战略敏感性的国家而言，其反应更是普遍谨慎。在美日澳印“四方机制”中，只有澳大利亚公开对美国举行“民主峰会”持续表达了支持。而诸如韩国等中国重要的东亚邻国，即便身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在参加“民主峰会”一事上态度也相对低调，竭力避免将“参会”同加入“反华同盟”画等号。当事方都十分清楚，拜登政府无非是想复活20世纪“民主对抗专制”的陈词滥调，以实现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推进“价值观外交”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变相逼迫各方选边站的观感，这显然不符合绝大多数参会者的利益，更不用说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多边国际合作能否顺利运转，高度依赖于各方是否努力寻找和构建共同的利益基础，而绝不取决于参会人数的多寡和造势嗓门的高低。所谓“民主峰会”的根本目标仅仅是为了满足个别召集者的一己之私，其失败的结局就在预料之中了。
综上所述，所谓“民主峰会”，既无法消除美国内生性的巨大“民主赤字”，也无力构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华同盟，反而毒化了国际社会的整体氛围，严重动摇了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当前全人类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紧迫问题，亟待进一步强化国际合作的关键时刻，美国为了获得和维持所谓“领导地位”，竟然弃世界共同利益于不顾，为一己之私，频出昏招损招，这无异于缘木求鱼，终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作者：黄海涛，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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