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谋必发于文化

  【长城走笔】

  “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力对抗，因而无论是冷兵器、热兵器战争时代，还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运筹帷幄、奇谋妙计永远是战场内外不可或缺的主旋律。在“未来战士”、人工智能初现战场，智能化战争初露端倪之际，我们仍然要正确认识与处理人与武器之间的辩证关系，谨防陷入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谋略之于未来战场重要性的误区。谋略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智能决策行为，是智慧之树上最艳丽的花朵。而要让谋略之花盛开怒放，则离不开文化的沃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年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因为文化是谋略的源泉，谋略是文化的升华，奇谋是文化沃土中迸发出的创新之花。

  “谋”出于“智”。无论是智力、智慧还是智能，主要是在后天通过学习和实践而得来，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和能力的总和。文化,作为人类劳动成果、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则是智谋的源头活水。与西方崇尚暴力的军事文化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崇尚道义、爱好和平，“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才有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经典谋略。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阴阳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思维,形成了祸福相依、叩其两端看问题的思维习惯，这成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守正出奇”“避实击虚”等谋略的直接来源。俗话说的“急中生智”“计上心头”，指的是奇谋妙计往往都是以灵感的方式出现，但背后却是深厚、广博的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比如，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一位工兵参谋提出用高压水枪冲击以军沙堤的战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之所以能出此奇谋，在于他有着深厚的物理、装备、地形等文化知识底蕴。

  谋略极具对抗性和实用性，不是简单的实践到理论的提炼，也不是简单的文化的外在呈现，而是文化的升华，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极致体现。若是没有文化之“厚积”，便没有谋略之“薄发”。但谋略的形成和迸发，并非各类文化因子的简单相加或者混搭，高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培养，也并非在其教育培训中“缺什么补什么”那么简单，而是要综合其所学、所想、所用形成“化学反应”，最终才能达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的最高境界。不同于文化的理论性、基础性、间接性，谋略是问题导向的直接产物，需要直面对手、战场和现实条件，着眼解决战略、战术难题，服务于战场生存和打赢。谋略尽管也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逻辑链路，但其比一般的理论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若是脱离战争实际或纸上谈兵，则必然遭受战争的严厉惩罚。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乃至娱乐性，因而才有“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而谋略是否科学、是否有效，必须经历战争实践的检验，而且检验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否实现战场打赢。因而，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的很多兵学经典和军事名言，都是把握了战争规律和制胜机理，经历了血与火的检验才留存下来的文化成果。

  谋略制胜的核心是“出奇”，包括时间、地点、心理以及力量运用等方面，做到谋高一筹、打破常规、出敌意料，这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正是建立在文化沃土之上的。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方法，对于从什么基点、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有其相应的规定。如古希腊早期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朴素的实体思维，它认为事物的本质就在事物自身之中，因此，主张通过认识实体即事物自身来把握该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与此不同，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朴素的关系思维，认为事物的本质是通过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因此，认识事物就要认识各种关系。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文化基点差异，导致中西谋略文化、谋略思维也存在前者重“道”、重“谋”，后者重“力”、重“技”的不同。不同文化产生的思维方法所内蕴的逻辑程式不同。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重视数学、地形学的作用，并认为通过它们可以精确计算一切战役的思想；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比洛以“直线、等腰三角形、顶角”等几何学概念表述的“基地理论”，都是一种文化思维逻辑程式，通过这些逻辑程式产生一定的新思维，由此衍生出指导战争的奇谋妙策。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形名学说等，尽管存有不少糟粕，但其蕴含的思维程式，却被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中妙计迭出的不竭源泉。由此可见，占有的知识越丰富，文化基础越牢固，思维越发达，思考问题角度就越多，创新思维就越活跃，奇谋就越容易萌发。

  （作者：陆锋，系陆军步兵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