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坡：看病不能局限在某一点

  【听医者讲述】 

  陈寿坡教授是一位低调谦和、从容淡定的长者，他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开国大典、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宝贵的个体记忆，构成了无比珍贵的国家记忆。

  ——访谈人董琳

  小时候，我经常问别人，中国哪个医学院最好？好多人跟我说，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所以我慢慢地形成印象，学医就要去协和。第一次来协和是1952年9月，刚到学校的我很兴奋，因为终于可以正式学习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等医学课程。那时实习，各个科都要去轮转，张之南大夫认真指导我怎样处理临床工作，这对我影响比较大。

  记得内科大查房中，有一个病人给我印象比较深，这也体现了老教授考虑问题的全面性。那个病人总是低烧，但找不到原因，张孝骞主任说，我们再看看病人。我记得很清楚，张主任给病人查体后说，心脏好像有点杂音，但不是很明显。心内科的大夫也去听，说也听到有杂音。后来大家一讨论，认为这个病人有心脏病，怀疑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并发症——亚急性心内膜炎。心内膜炎一般不难诊断，但这个病人因为他就是个低烧，心脏杂音不是很明显，所以都忽略了。后来，这个病人确诊为风湿性亚急性心内膜炎，是比较危险的一种病。经过静脉点滴青霉素治疗，病人的低烧慢慢就退掉了。

  协和强调年轻大夫一定要打好基本功，什么是基本功？体格检查就是基本功的重要一部分。张主任是一定要亲自动手去听、去摸，不是只听汇报。他常常讲，病人是个人，人是个整体，你看病不能局限在一点。病人可能跟你说肚子疼，但是他除了肚子的问题以外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一定要想到别的地方去。

  后来张孝骞主任开始招研究生，我就跟张主任说想报考。他说：“欢迎啊，陈大夫，那你就报考吧。”考试那天，我记得主任出了几个题，是笔试。一个是病例分析，另外出了大概两三个问答题。我花了两个多钟头，就交上去了。过了一些天，有领导通知我，说我是张孝骞教授正式的研究生了。

  我读研究生以后，那时候张主任有个想法，他觉得内科应该成立一个医学遗传组。他征求我的意见，问能不能侧重于医学遗传那个方面去深入学习，我说听主任的安排，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方向就定到医学遗传专业上了。做遗传必然要做很多的实验室工作，张主任为了让我打好基础，帮我联系到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去学习。1964年，我去上海进修了一年，主要学习他们的实验方法。张主任说，不是让你到生化所去搞一个课题的研究，你去的目的，一个是科研怎么做，第二个是学习实验研究的方法。

  从上海回来后，张主任给我定了一个研究题目，叫“血清结合珠蛋白”，我利用在上海学到的实验方法，在一年的时间内，收集了上千份人血清标本，测试中国人结合珠蛋白的血清电泳分析的分型，建立了人血清结合珠蛋白定量测定的方法，以及观察多种疾病患者的这一蛋白含量的区别。后来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人血清结合珠蛋白的型别、含量及其临床意义》。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国家选派技术人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国外去学习，张主任帮我联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胃肠病系的溃疡病研究教育中心。1979年11月，我到了美国，开始的一年半，我就在UCLA的实验室里学习，那个地方纯粹是搞研究。我是个临床医生，回去还要做临床工作，所以我要看看美国的临床工作情况。后来，我又到梅奥诊所学习了半年。这次去美国，张主任又给我提了要求，主要还是看美国医学的一些进展，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当时胃肠道激素的研究比较流行，国内还没有，他说你去侧重看看人家在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引进来，咱们也来研究研究。

  于是，我就在胃肠激素的实验室待了比较长的时间，学习他们的方法。回国后，我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跟陆国钧一起，他主要是做实验室工作。比如说胃肠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我们是国内第一个建立起这个方法的。我到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比较注意有没有新的东西报道，有新的、能够引用的，尽量把它引进来用，我希望把好的经验、好的研究结果引用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中。

  1983年，我从学术会议上了解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与好多慢性胃病都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主要侧重搞胃方面的研究，所以对这个也比较敏感。我就开始做幽门螺杆菌的工作，建立了一些检查的方法。因为幽门螺杆菌很难培养，消化内科那时没有这个条件，我就去找当时检验科的陈民钧主任。正好她也想做这个，我们俩一拍即合。就这样，我们医院里也能培养幽门螺杆菌了，还有其他的检查方法。

  我一直觉得，好医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热爱本职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医生服务的对象是病人，要把病人服务好，首先你得自己有本事，你必须要掌握好医学知识。只有热爱本职工作，才能自然而然把自己所学运用到本职工作中。

  （本报记者田雅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