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新气象

  宋代是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兵学高潮。“右文政治”，与辽、夏、金、元等紧张对峙的军事形势，理学的兴起，等等，都与宋代兵学发展密切相关。在诸多影响因素之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右文政治”。

  宋代立国于唐末五代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之后，为了避免五代“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乱象，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权，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防范武将专权的制度设计：收夺统兵大将兵权；从藩镇中选拔精锐扩充禁军；建立枢密院、三衙、率臣分权制衡的军事制度；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与士兵、地方相交结，等等。至太宗朝，“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方略。北宋中叶，“以文制武”体制最终确立，成为支配宋代政治的重要原则。

  “右文政治”之下，文人地位日益尊崇，逐渐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力，也成为论兵的主体。宋仁宗时，宋夏战争的爆发为“文人论兵”的勃兴提供了现实契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后志卷二）。此后，“文人论兵”风潮一直发展，直至宋亡。

  “文人论兵”是宋代兵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代兵学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中国兵学史上承前启后而又独具特色的篇章。

  兵学取得官学地位，兵学论著空前繁荣。宋初八十年间，奉行禁兵书政策，兵学处于冰封状态。从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出于培养将才以及指导军事实践的需要，在富弼、范仲淹等文臣官僚的呼吁下，宋廷逐渐弛兵书之禁，开设武学，设立武举，《孙子》《吴子》等兵书成为武学教学和武举取士的教本，兵学取得了官学地位。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命“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这就是著名的“武经七书”。兵学成为官学，是兵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使兵学有了一整套研习、科考、授官的制度支持，大大促进了兵学的繁荣和发展。宋廷设武学、武举，校订兵书等等，虽然不是“文人论兵”的直接产物，却是“右文政治”下文人官僚“以兵书作养将才”思想的政策体现，深刻影响了武学、武举以及兵学的发展。

  宋代兵学论著十分繁盛。《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53家，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3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多达347部，1956卷，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这固然与宋代雕版印刷大发展有关，但大量文人踊跃论兵无疑是更主要的因素。在“文人论兵”潮流之下，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兵书种类，如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第一部军事人物和史事评论集《何博士备论》，第一部分门别类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第一部军事制度史《历代兵制》，等等。优秀的论兵篇章更是不胜枚举，如苏洵《权书》、《衡论》，苏轼《孙武论》，李廌《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秦观《进策》中的《将帅》《奇兵》《兵法》，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

  兵儒合流进一步发展，兵学儒学化特征凸显。肇始于战国晚期的兵儒合流现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主流。及至宋代，在“文人论兵”风潮之下，儒学以更强势的姿态影响兵学，兵学儒学化成为宋代兵学的显著特征。

  文人是儒家思想的奉行者，“文人论兵”以儒学为本位，对兵学的批判和改造都更为深刻：一方面，更加明确地揭示兵儒间的异质，批判兵家的“诈”“利”思想，确立了传统学术体系中“以儒为本，以兵为末”的本末次第；另一方面，在论兵过程中“以儒解兵”，或对兵学概念重新解读，或将儒学思想嫁接到兵学中，实现了兵学思想的儒学化，在战争观、战略思想、治军思想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宋代理学的兴起为兵学儒学化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文人论兵”过程中，往往以理学“心”“志”“气”“诚”“敬”等概念诠释兵学，在“将德”“将道”“励士”等方面有所创新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误读和谬见。

  兵儒合流是兵学与儒学融合的过程，也是儒学对兵学渗透、规制和重构的过程。宋代兵学儒学化是这一过程的终结，实现了儒学主导下更深层次的兵儒融合。

  兵学与军事实践的畸形互动。后世史家称宋代“声容盛而实德衰”（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进宋史表》），说它文教发达但军事积弱。在军事领域，宋代同样呈现出“声容”与“实德”的强烈反差。一方面，兵学论著层出不穷，武学、武举皆成定制，兵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军事上颓弊不振、败绩连连，终致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

  宋代兵学与军事实践的这一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宋代兵学本身的缺陷也难辞其咎。首先，宋代崇文抑武、兵学儒学化，在军政大计的制定方面，兵家功利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排斥，除王安石支持经略西夏外，大部分时间都施行消极防御战略。其次，文人论兵，坐而论道，远离军事实践，既不能以兵学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又不能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发展提炼为新的兵学理论。尽管南宋出现了陈规《守城录》、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等贴合实践的兵书，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足以改变全局。再次，武学、武举制度设计不合理，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将才。武学生员少，入仕途径狭窄；武举考试偏重策略，多为文人假途，取士规模也十分有限，中举后授官过低，这些都限制了兵学通过将领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作为封建社会中期的重要学术形态，宋代兵学既是一个高峰，也是一个转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儒学成为传统兵学文化的绝对主导，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儒学通过批判、阐释和吸纳兵学思想，规定了战争观、战略思想等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兵学则提供具体战争指导层面的方法和知识。换言之，儒学为主，兵学为从；儒学为体，兵学为用。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儒学统摄兵学，形成了与政治文化相一致的兵学理论，规范着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和军事实践；另一方面，兵学地位的降低以及独立性的消解，严重影响到兵学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加剧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泛和平主义倾向。宋代兵学的儒学化是儒家道德主义对传统兵家功利主义的胜利。儒家从民本主义出发，反对穷兵黩武，强调义战，谋求以非战手段解决争端，铸就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和平主义性格。和平主义固然可贵，但由于对功利主义的长期压制，和平主义不可避免地泛化：在战略决策上，道义原则优于利益考量，“慎战”往往成为“避战”“畏战”的托辞。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一味排斥暴力，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事发展缺乏持久动力。

  再次，强化了国防战略的防御性特征。从兵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国防战略防御性特征的形成与兵学儒学化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兵学被逐出国家战略决策领域，国防战略上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强调战争对内政的破坏力，宣扬“以德怀远”，在实力衰落的王朝末世，防御战略更是易于沦为消极防御。

  （作者：魏鸿，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