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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3日 星期六

    “光明的摇篮”

    ——中国共产党何以诞生在上海

    作者:徐光寿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3日 12版)

      【读书者说】 

      近日,一部旨在厘清中国共产党诞生与上海之关系的著作《光明的摇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凡25万言,以“光明的摇篮”为书名,意在梳理上海作为“光明的摇篮”的内涵与特点,探讨上海成为“光明的摇篮”的原因,探寻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历史源泉,进而传承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史学界,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作为上海市重大社科项目30卷《上海通史》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5卷“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的主编,本书作者运用其对上海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累,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学术新论。具体而言,其论证逻辑如下。

      其一,提出“三个空间”说。“三个空间”,是指“上海”“中国”与“世界”。关于“上海”,该书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不同空间的形成、演变和相互关系。关于“中国”,本书阐释了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上海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联系;作为文化事业重镇,上海的报纸、杂志与出版物在全国的比重,以及上海在译介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方面的作用。关于“世界”,不仅介绍了上海租界,而且分析了上海便捷的国际航运和通讯系统。

      其二,提出支撑上海成为党诞生地的“六大支柱(六大因素)”说。“六大支柱,即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便捷的邮政通信系统、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可资利用的租界安全缝隙。这六大因素相互支撑,构成了上海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石库门里诞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其三,以“三个空间、六大支柱”为基础,提出了上海与国内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区别。该书认为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密切,最突出的动因有两点:一是战时中立、环境安全,二是经济发达、机会众多。近代上海人中八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他们来沪时所依赖的路径是投亲靠友,依赖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与业缘。近代上海与一般城市不同之处还在于其存在很强的国际联系,“上海、全国、世界”这三个空间同心圆式地渐次扩大,使得发生在上海的众多事件,不但具有全国影响,而且每每具有世界影响。发生在上海以外的全国或世界重要事件,也会对上海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

      其四,将上海红色文化特色概括为闳、深、雄、奇四字。闳,是指广阔、丰富。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三次在上海召开,另有六次中央全会在上海举行;28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126个月设在上海。深,是指深邃、深远。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许多重要思想、重大决策在上海酝酿、产生,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在上海发生。雄,是指英勇、雄壮。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1926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先后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敌、敢于抗争、一往无前的豪迈形象。奇,是指奇特、奇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利用上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的特殊格局,创造了许多奇迹。就上海城市品格而言,闳、深、雄、奇,有的体现了壮美,如英勇抗敌、慷慨赴难,有的体现了优美,如思虑深邃、巧妙周旋,壮美、优美,相互映照,共同汇成了上海红色文化的美妙乐章。

      如此归纳与分析,展示出作者雄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上述极具创新价值的四点,深刻阐释了上海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是最突出最为重要的学术创新。此外,该书对“政治缝隙”的分析、对“移民社会”“群英荟萃”的剖析和对“为什么是法租界”等问题的辨析,都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自从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最早提出才、学、识的“史家三长”说后,无论是清代章学诚“德学才识”说,还是近代梁启超“德才学识”说,历代史学理论家无不把“史才”作为衡量史家的重要标准。

      师承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治学的风范,本书作者熊月之教授历来高度重视“史家四长”。体现在其众多学术著作中,就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条理清晰,文字简洁。无论是旧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等,还是新书《光明的摇篮》,都能充分彰显这一文风。

      首先,善用清晰畅达的条理厘清纷繁的历史。厘清上海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无疑是个头绪复杂的难题。该书全部7章内容,从“三个空间、六大支柱”入手,既条分缕析层层展开,又鞭辟入里接续推进,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结构融通、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完整历史画卷。

      其次,能用平实简洁的文字表达枯燥的内容。该书不仅章目标题平实简洁,而且全书文字言简意赅,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精神要义。如谈上海工人阶级特点:“一是人数较多,二是生活困难,三是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精准到位,又很接地气。

      再次,巧用简洁明了的表格梳理琐碎的内容。全书在陈述重要问题时巧妙使用表格,先后制作了“1919—1924年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在上海工作过的部分革命家”“1949年以前毛泽东来上海足迹”等12张表格,使复杂问题明细化、简单化。

      最后,常用图片作为说明。如讲“市内交通发达”,就呈现当时的新式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双层公共汽车、马车和人力车等各种交通工具;讲“马克思主义传播盛况”,就呈现1899年上海广学会刊印的《大同书》封面、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封面,等等。不仅自然贴切,而且精准珍贵,读来有画龙点睛之感。

      当然,既然是学术著作,总会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呈现。该书在毛泽东有无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标志的理解、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全部过程的叙述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有的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

      总之,《光明的摇篮》不仅深入探讨并全面回答了“上海为什么会成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全书质文兼备,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党史力作。尽管这部书封面上写了“写给青年人的党史第一课”,但在我看来,它对党史研究者尤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者,也有引领和启发意义。

      (作者:徐光寿,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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