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真是谁

  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刊行了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译名为《费儿巴赫》，译者署名曹真。该译本排印和装帧均十分简单，仅有封面、版权页和正文，没有目录、译者序言、恩格斯的序言，也没有向读者介绍翻译所依据的底本等内容，是一种不完善的译本，当前亦鲜有提及。

  目前，我国尚缺乏对该译本的专门研究。流传较广的说法来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认为《费儿巴赫》一书的译者曹真是“林超真”，“林超真”是郑超麟的笔名之一，而曹真则是“超真”的谐音。以上说法是“经有关人士回忆”。郑超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曾谈起此事。《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中还提到，“其实郑超麟本人不一定知晓”。那么，曹真是谁？1949年版《费儿巴赫》的译者真的是郑超麟吗？

  需要回顾的事实是，1929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题为《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书中收录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即《原始基督教史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译者署名林超真（即郑超麟）。这是一个独特的“选集”，译者是根据1901年法文版译出的，原底本已经“绝版”，是郑超麟的朋友在巴黎《人道报》馆藏地窖里找到的。其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在我国已经至少有5种译本，而另外两篇则是首次被译为中文。

  从1929年至1949年这二十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许多著作还出现了多种译本，但仍不能满足群众阅读和学习的需求。因此，文源书店发行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节译本，以及《新哲学典范》和《新经济学典范》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专题摘编共5本，装帧样式相同。前两部著作的译者均署名“曹真”，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1949年文源书店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1929年版林超真译本的译文大致相同，可以确定是同一种译本，但是在对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却发现1929年译本与1949年译本存在较大差异，不能被视为同一种译本。一般而言，“异文”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质性文本异文，它是影响作者的意图或者影响重要理论观点表述的异文；另一类是非实质性文本异文，主要是标点、拼写、词形和句式等，它只影响形式上的理论呈现。很明显，两个译本中的异文是实质性的。

  首先，从句法结构和措辞行文上看，曹真译本几乎是模仿林超真译本的特有的表达形式，明显带有法文译为中文时的特征，段落的划分，文中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等基本一致，尤其是林超真译本中用括号标注的法文原文也保留在曹真译本中。这样看来，“有关人士”的回忆是可信的。但是，在多半的句子中，曹真译本做了改动，即淡化文言文色彩，将其尽可能转化为时下的语言，使普通读者更容易理解。同时，两种译本的差异并非简单的“异文”，而是明显地展示出曹真译本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亦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来源的理解在不断深化。例如，1929年林超真译本中有：“这个终点，‘绝对观念’——这个观念只在它绝对不能再说下去的时候才是绝对的——‘自我化生’，化为客观形式，到‘自然界’来，随后又回复到‘精神界’去，即到人类的历史和思想去。”同样一段话，在1949年曹真译本中为：“这个终点，即‘绝对观念’——这个观念只在他对它绝对无话可说的时候才是绝对的——要把自己‘变异’（转变）成为自然，随后又成为精神，即成为人类的历史和思想，即重新回到自己。”

  明显，两种译文均未能准确译出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因而无法准确译出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即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返回自身，这里的“在精神中”，也就是在人的思维中和历史中。前一段译文与恩格斯的论述相比，存在较大偏差，读者也会莫名其妙；后一段译文的缺陷仅在于对“外化”概念的运用和理解，导致哲学观点的表达不够专业化，但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已经揭示出来。这里的修改关涉重要理论观点的表述，不容忽视，因而不能将两种译本等同起来。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术语，两种译本差异迥然。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引用了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并且专门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两种译本中，关于黑格尔的名言，1929年林超真译本为，“凡是真实的都是合理的”，1949年曹真译本为，“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1929年版是“思想和真实的关系问题”，1949年版是“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诸如此类的差异比比皆是。它也属于实质性“异文”，代表着不同译者对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再次，两种译本的编排不同。1929年林超真译本中刊有恩格斯于1888年撰写的序言，以及普列汉诺夫为俄文第二版撰写的序言，而1949年曹真译本中未曾收录。同时，不仅普列汉诺夫为俄文版所作的注释被删除，1929年林超真译本中的“译者注”也被删除，因此未能保留林超真译本的特色。

  最后，对比两种译本的附录，也可说明二者的差异性。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1929年林超真译本为：“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包含费儿巴赫的唯物论在内——之重大缺点，就在这种唯物论观察事物，观察真实，观察感觉的世界，只在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之下，而不看做是人的物质的行为，而非在实际的形式之下，而不以为是主观的。”

  1949年曹真译本为：“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包含费儿巴赫的唯物论在内——之重大缺点，就在这种唯物论观察事物，观察实在，观察感觉的世界，只在客观的或静观的形式之下，而不看做是人的感觉的活动，不看做实践，不是主观的。”

  尽管两段译文都存在缺陷，“现实”“对象”“感性”“主体”“客体”和“直观”等关键词未能译出，已经不适合当代读者阅读，但后者译出“实践”，与当前的通行译文更为接近。同时，在1949年以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出现了林超真、彭嘉生、向省吾、杨东莼和宁敦伍、张申府、程始仁、叶青、张仲实、郭沫若、克士等多种译本，经考证，曹真译本不同于上述任何译本，它也说明，异文是实质性的。

  就曹真译本的文献情况来看，虽然译者本人所使用的准备性资料、草稿、誊清稿，文源出版社的印刷校订稿等文献均未能流传下来，但仅通过文本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曹真另有其人，他不仅使译文更加通俗和流畅，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阐释方面，也向着质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总体而言，可以确定的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林超真译本和曹真译本不能被看作是同一个译本；译者曹真不是林超真，曹真译本是在林超真译本的基础上，经大量修改后的另一种译本。这些修改一方面表明了我国学者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过程。

  （作者：许静波，系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