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机制”：来势汹汹，行之不远

    由美日印澳四国构建的“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下简称“四国机制”）日前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线下首脑会晤。这是四国领导人继今年3月举行的线上峰会后第一次聚首白宫，共同商讨如何维护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等问题。显然，由美国主导的“四国机制”视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其蓄意挑唆冲突、诱发对抗的做法既不符合相关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同地区发展进步的总体要求背道而驰。正因如此，美国以拉帮结伙的方式在亚太地区阻遏中国和平崛起的任何企图都难逃最终失败的结局。

“四国机制”的前世今生

    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美日印澳四国展开了联合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基于四国合作的经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在访问新德里时提议建立“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但该机制的主要目标却从协调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转化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在其后的10年间，囿于各种条件，“四国机制”徒有其名，并未推出任何实质性的共识与举措。特朗普上台后，“四国机制”停滞不前的状况出现了变化。在对几乎所有传统盟友和多边机制采取不合作乃至蔑视态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唯独对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全面接纳了由日本原创的地缘战略概念，顺带将所谓的“印太战略”与“四国机制”一并收入囊中，刻意复活了原本行将就木的“四国安全对话”平台。2017年11月，特朗普在首次出访亚洲期间提出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对抗中国”是该构想的核心目标，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则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实现构想的重要依托。在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和2019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等一系列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印太区域”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区域，而确保军事优势、制衡中国影响则是其“印太战略”的核心目标。

    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在对华战略上继承了特朗普时代的大部分政治遗产。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承认，民主党内部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大致上是正确的”，他还进一步强调“盟友是美国未来应对中国的关键”。事实上，高度重视恢复盟友关系和重建领导地位的拜登上任伊始就先后与日澳印领导人通话，同意通过“四国机制”的平台加强“印太地区”安全。针对本次四国领导人面对面峰会，白宫发言人声称，四方重点聚焦深化关系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新兴科技、网络空间和推动构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等领域务实合作，其言辞间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然而政策分析界普遍认为，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四国机制”，特别希望其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从停滞不前到恢复对话、从部长级会晤到实现领导人面对面峰会，“四国机制”由虚向实，逐步升级。然而无论参与各方如何使用外交辞令掩饰真实意图，推动“四国机制”实现所谓“飞跃式发展”的根源正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深刻担忧”。

美“反华联合阵线”构想的关键一环

    传统上，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安全体系呈现出明显的“辐辏”结构，即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和美泰等双边军事同盟为主要支撑构成地区安全网络。这种以双边军事同盟为主要构成方式的安全体系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并且除美日韩和美日澳等少数三边关系外，美国的盟友之间大都没有发展具有实质意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关系。

    建设长期稳定的多边安全机制，首先要确立共同的风险与安全认知，然而亚太地区各国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和经济贸易等领域关系错综复杂，形成共同认知的难度很大，构建单一多边机制的门槛极高。对美国而言，在多边机制中维持主导地位的成本高昂，并且有可能出现被盟友“牵连”而被动介入纷争的危险。因此，美国向来对具有较强约束力的亚太正式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兴趣不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安倍提出“印太构想”和“四国机制”之初美方意兴阑珊，并未积极参与。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地区发展的贡献日增，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在地区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美国对此状况如坐针毡，认为其在亚太区域的霸权地位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有鉴于此，作为当前美国地区战略调整的重要抓手，“四国机制”的复活与升级集中展现了美国试图搅乱既有秩序、挑唆地区矛盾以维护一己之私的行动逻辑。

    首先，以“四国机制”撬动并重构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虽然将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思路发端于日本，但美国充分接受了日方从“印太动态耦合”到“民主安全菱形构想”直至“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概念。特朗普政府将“印太战略”提升为国家总体政策框架，试图在地缘上形成遏制中国的包围圈，通过军事威慑、政治遏制、经济对冲和话语诋毁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压制。通过“四国机制”的平台，美国力图将印度等人口众多、经济潜力较大、地缘位置重要的地区大国绑定到“反华合唱”中，以使美国构筑的包围圈在形式上更加严密，并可以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形成所谓的示范效应。同时，“四国机制”作为美国亚太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补充，将在议程和规则设置方面提供更多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为美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创造条件，并将直接削弱东盟在历史上形成的对亚太地区安全议题的话语权，颠覆本地区业已形成且有效运作的多边机制。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架构下快速升级“四国机制”，凸显了美国亟欲按照自身意图与规划建立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的急迫心态。

    其次，刻意挑动地区矛盾以凝聚反华“共识”。当前，遏制中国、巩固霸权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战略目标。由于本地区国家国情殊异，因此美国在不同领域针对相关国家关注的具体问题进行政治操作，试图寻找和塑造各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同立场。例如，美方利用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纠纷、海洋争端和经贸争议等问题，刻意兜售“中国威胁论”，将局部和孤立的双边矛盾夸大为全局性和系统性问题，将中国的合理维权行为曲解为对周边国家的“霸凌”。在“四国机制”的复活与升级过程中，“中国威胁”始终被作为拉拢和黏合各方的关键话语。

    再次，操弄意识形态话题，构建“反华联合阵线”。美国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和“四国机制”时有意塑造一种“民主国家的集合”对抗“修正主义国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自反恐战争后，美国开始频繁运用“自愿联盟”的形式构筑“反华联合阵线”。相比于正式的多边安全机制，“联合阵线”更为灵活，留给了美国更多的政策选择空间。而另一方面，美国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自愿”的基础，试图通过巩固意识形态小圈子来促进相关国家在战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事实上，在美国对外战略中“民主、自由”等话语经常被用于掩盖其真实的战略意图。由此可见，“四国机制”是当前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反华联合阵线”的重要环节，但必然不会是其遏制中国的最后一种尝试。

所谓“小北约”行之不远

    “四国机制”虽然并没有设定有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但美国将之视作重构“印太区域”权力平衡的关键，其功能与定位正在明朗化。然而，美国精心构建的“反华联合阵线”看似声势浩大，实则矛盾重重，其未来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

    首先，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已经不可能如冷战时期那样将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牢牢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四国机制”转化为北约式军事同盟几无可能。“四国机制”成员虽然自称“志同道合”，但实际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以印度为例，尽管中印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甚至一度爆发边境流血冲突，但从2008年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始终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关系。政策分析界大都认为，印度更愿意通过对冲的方式维护独立的地区大国地位，并不会一味追随美国。对于“四国机制”可能的“示范效应”，地区其他主要国家对此并不以为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盟国家均明确表示“选边站”不符合本国利益，对于美国主导下针对中国的安全和军事合作始终保持警惕，不愿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

    其次，“反华联合阵线”为美国提供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但严重损害了美国承诺的可信度。美国一方面拉帮结伙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担心被盟友牵连，利益受损。此外，在本次四国首脑峰会之前，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澳英美联盟”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一举措看似提升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资本，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现有联合阵线信心不足，必须求诸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特殊关系。同样，对于美国多方下注的做法，地区各国了然于胸，尤其是叠加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的现实，美国作为一个可信盟友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

    最后，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与活力的地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需求是各国的优先选项。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忠实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主张以对话解决争端，专注于同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任何真正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只要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都能够在中美迥异的对外战略取向间作出公允的判断。

    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损害美国利益。然而自觉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美国，或拉拢诱导、或沆瀣一气，加紧组建“反华联合阵线”，严重破坏了地区秩序与合作氛围。如果美国真心希望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就应该克服冷战时代遗留的心魔，摒弃陈旧无效的对抗思路，多做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好事，使中美关系发展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作者：黄海涛，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