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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肖京今年30岁，刚结婚一年，工作生活均在上海。婚前他买了一辆车，没有买房，夫妻俩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现在确实也还没下定决心，总觉得各个方面都没准备好。”肖京说，夫妻俩的事业都处于奋斗期，一旦生了孩子，“要完完整整地贡献出一整个劳动力”，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人都必须把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他认为，“目前自己的小家庭还无法承担只有一个劳动力在工作”。
“养娃，就是费妈。”这句话虽然是一种戏谑，可也反映出了养育对家长精力、体力、财力的高要求。如今，养育越来越精细，父母对孩子在衣食住行、学习、社交等方面全方位深度介入，大大区别于以往的放养式。这却让不少年轻人对生育望而却步。高强度的工作与高强度的养育，成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据艾瑞咨询今年3月做的调查显示，粗放育儿时代已成过去时，新生代父母更加崇尚高品质养娃、科学养娃，依靠专业、书籍、课程，在陪伴宝宝成长的同时他们不断学习从而获得个人成长及养育技巧；在隔辈养育产生观念分歧时，新生代父母会更多选择相信专家的科学建议，不再是传统的经验之谈。并且大部分父母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学习相关育儿知识，更有41%的父母在备孕期就开始进行知识储备。
调查显示，90后年轻母婴人群占总体母婴人群的56%。90后年轻父母在育儿投入上有更高的消费意愿和消费力，在为孩子购买母婴产品方面他们是更敢花的一代。
值得注意的是，小镇父母在养育宝宝的过程中也保持高时间、高金钱投入。三、四线城市宝妈在带娃上更加亲力亲为，在宝宝产品花费上，小镇母婴人群也同样追求品质，在产品购买投入意愿上不输一、二线城市消费者。
而二胎的出生会相应地增加父母们的时间压力和经济压力，带来更大的“个人焦虑感”；虽然有一胎的养育经验，养育二胎的父母们依然会有担心照顾不好孩子而带来的“养育焦虑”，以及因产品更新迭代而不知如何选择的“选择焦虑”。
这些调查结果，从育儿群里妈妈们讨论的话题可见一斑。从考试成绩、艺术教育、阅读训练等学习问题，到孩子身体上的每一处细微的变化、近视、身高等发育问题，从今天在学校里说没说话、平时和小朋友玩得多不多等社交问题，到近来情绪如何、待人接物等情商培养，事无巨细，都是妈妈们关注的要素，在她们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焦虑的情绪。
这样的养育焦虑或多或少地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影响。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给出一组数据：当前，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经济负担，是生育之后躲不开的问题。小孩子常被称为“四脚吞金兽”，因为要在孩子身上源源不断地花钱。在家长米露（化名）看来，对孩子的花费丰俭由人，她算了一笔账，他们家给孩子的花费平均一年在1万～2万元左右，最多不超过4万元。她说，这样的花费是属于“另类”。她透露，她认识的中产人家，每年给孩子几十万元的花费，甚至“上不封顶”。
“生不起也养不起，”1990年出生的敏敏说，“花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养孩子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好。”敏敏见过身边的亲戚当了父母，所有话题都围绕着孩子转，看一大堆育儿书，一样样实践。“看起来很累，心累。我自己还没活明白呢，养孩子能养明白吗？”敏敏说。
尽管看起来花钱少，但米露从来没有放松过孩子的教育。“实践—总结—反思”，是她一直以来的养娃方法论，致力于把孩子养明白。
“要打好基础”，是米露的信念，但很难界定米露的行为，是如她自己所说的“培养孩子的内驱力”，还是深度介入了孩子的成长。她说，她孩子10岁之前就能背完全册新概念英语，奥数学习也很擅长。而她以前特别喜欢做的事就是去各种书店寻找适合孩子阅读和学习的书。至于具体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米露总是不太愿意提及。在外人看来，她培养孩子很成功，但她说，“我很热爱培养孩子。”
对于是否要二胎的问题，米露说，不是因为害怕养不好，而是没有时间考虑。
相比起来，于纯（化名）则不一样。于纯毕业于一所“双一流”高校，当她选择做全职妈妈时，很多人为她感到不值。“我希望自己用更多的时间来陪孩子，但我不是为了孩子而牺牲的。”现在，于纯一直强调这一点，她认为当全职妈妈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既能陪孩子，又能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
但一开始，于纯还是觉得自己是有些“委屈和牺牲”的。受到很多育儿博主的影响，在儿子小时候，她热衷于给他做各种精美的辅食，“小孩出生了之后想把最好的都给他，零食要吃最好的，玩具买很多，吃辅食的碗一套又一套，希望他能够吃得开心点。”这让于纯全部陷入如何对待儿子的情境当中，“天天上演好妈妈剧情，牺牲了我自己的舒适度和需求，久而久之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后来更加意识到这是一种自我感动，没什么实质帮助。”于纯说。
从做辅食中走出来，儿子稍大一点，于纯“又沉醉于给孩子做启蒙，听英语磨耳朵，积累英语的语调，感受韵律感”。听了一年多的时间后，她发现儿子不再愿意听音频，很排斥。她也反反复复地想捡起来，可一直没有成功，只能放弃。
从这以后，于纯开始反思，以自我牺牲为前提的、把自己全情投入的高强度育儿是否真的有意义。“当家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会不会更好？那样会不会更好？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比如小孩喜欢写字，本来一天可以写10个字，但家长总想着能不能多写几个，写20个字，忍不住去干预。”
“在有的父母眼中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认为孩子是他们的所属品，是依附于他们的，他们能为孩子的将来做主，所以他们要为孩子规划，而不是尊重孩子自主选择的权利。有时候我就在想，那些不给父母规划未来的孩子，孩子的未来就一定很糟糕吗？”在于纯看来，只有在养育和自我之间寻求到平衡，才能跳出焦虑、不安。养育不能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只有把自我找到，才能有“闲心和耐心”去安排未来的生育计划。
（本报记者 杨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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